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一、兵阴阳家

　　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四大流派之一。所谓兵阴阳家，《汉书.艺文志》中有经典的描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顺时、刑德、斗击、五胜云云，表明兵阴阳家实际上是在阴阳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种术数形式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或延伸；而“假鬼神以为助”，则意味着一切借助鬼神的方术巫法在军事上的应用，也都可以归入兵阴阳的范围。兵阴阳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种军事术数，诸如卜筮、占星、占云气、占梦、祭祀、禳祷、诅咒、厌胜和形形色色的杂占、巫术等，又与以往军术不同，兵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化的军事术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事术数史进入了新阶段。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苌弘》十五篇。今佚。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孙武、孙膑、张良、范增、李广利、张角、诸葛亮、李傕、司马懿、沮授……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将军师，都属于兵阴阳家。

　　 术数形式

　　 当时较重要的术数形式有：

　　 1、卜筮

　　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2、天文云气占

　　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3、式占

　　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4、风角

　　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5、象占

　　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6、择吉

　　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时日之书，众多非一”，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

　　 7、图谶

　　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

　　 8、祭禳祝咒

　　先秦时期，军事祭祀和禳祷之法已经极为发达。汉代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专门的军神祭祷的确立。秦代以蚩尤为军神“兵主”，立祠长安;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汉兴，蚩尤亦成为一代军神。汉武帝时又加太一神为出兵祭祀对象，“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牧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二是禳祷诅咒之术更形发达。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术数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如武帝时对匈奴作战，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诅军术”，以对抗对方的同类术数。马王堆所出“辟兵图”，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语。

　　 二、兵技巧家

　　兵技巧家是《汉书.艺文志》分列兵家四种之一（兵权谋家、兵阴阳家、兵形势家），班固对兵技巧学的基本内容作了如下概括：“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兵技巧学的内容应当包含如下两个方面:

　　 1、关注人的因素

　　是对作为战争主体性因素的人的关注。即是说，每个士兵都应“习手足”，具有作战杀敌的本领与技能。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兵们进行的军中游戏，如鹫鞠、投石、超距、跑跳、长距离行军等实为用基本的军事训练，是对士兵身体素质的提高，以适应实战的要求。而对士兵们进行的角力、手搏、射法、剑戟之道、战阵规则之类的训练，则是对士兵具体作战技能的提高。“明耻、教战，求杀敌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军队作战属集团行为，集团行为的优劣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组成集团的个体行为的优劣，而且，在实际的战阵中集团性的拚杀一定要落实在个体之间的生死拼搏之中。士兵个人作战杀敌技能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着他自己的生死存亡，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对敌方的有效杀伤和战局的胜败。这正是兵家尤其是兵技巧家注重士兵“习手足”的关键所在。

　　 2、关注便器械的因素

　　是对战争中器物因素的关注。即“便器械，积机关”在确立“攻守之胜”之中的巨大意义。武器装备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易》日:‘古者弦木为弧，刻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汉书.艺文志》)这包括攻击性的种种武器、防护性的盾甲、城塞险阻等军事设施以及战争中应用的其他必须物资。手持攻击性武器的士兵一定身穿甲胄或手拿盾牌。在进攻他人时以防他人的攻击，而身穿甲胄或手持盾牌的士兵在防备他人进攻的同时。也一定手持利器时刻准备杀伤前来进攻之敌。因此，武器装备的精良与否，如剑、戟、矛、箭的锐钝、甲胄的坚固所具有的意义，就在战争中十分明显了。这正是兵技巧学讲求“便器械”的意义所在。

　　 3、关注军事性建筑

　　另外。城市、关塞、营垒等军事性建筑，在战争中的意义和作用，亦为兵家所注重，更为兵技巧家所看重。墨子对城市建筑的防守性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墨守”的称号。杨乱先生曾对城市在战争中的作用作过如下论断:“从军事方面来看，战国时期的城市有以下特点:第一，这些城市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城市是当时制造武器和防护装备的生产中心。第三，城市人口是充分的兵员补充基地。以临淄为例，有户七万，如果每户出三个男丁。则可达二十一万兵员.第四，城市在防御方面，是一处很好的设防堡垒，外有高墙深壕，城内各高耸的宫殿台基在战时是重要的制高点，能够在相当时期内抗御敌军的围攻。”城塞固然是为防御而设。但其目的却不仅仅在于防御，它更是进攻的起点和后援.兵家往往借助城塞建筑之助。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消耗其人力、物力，进而寻求反攻的时机，化退守为进攻，转被动为主动，以扭转战局。例如，田单正是借助了城市建筑而固守即墨，随后由即墨对燕军进行反攻，一举收复齐国失地七十余城.因此，城塞建筑的合理有效性、实用性，就甚为兵技巧学所关注。

　　 三、兵形势家

　　 “兵形势家”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兵学流派的分类（其他三类为：兵权谋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对这一流派的著作，他总共列有十一部，其特点为：“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主要指战术方面的运用。

　　根据班固对“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的描述可知，“兵形势”中的“形”与“势”，作为一种军事范畴是有区别的。而这个区别，应当追溯到《孙子兵法》。《孙子兵怯》中有《形》篇与《势》篇。《形》篇之“形”讲的是军事力量，《势》篇之势讲的是军事力量的发挥。例如，“五事，、“七计”是“形”，因利而制权”是“势”；“静如处女”是“形”，“动如脱兔”是“势”，等等。

　　 从《尉缭子》看兵形势家

　　在《汉书.艺文志》中记录的十一篇“兵形势家”著作中，《尉缭子》是至今唯一存世的一部兵法著作。《尉缭子》之所以归入“兵形势家”，主要因为它论述了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战场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三个重要内容。正是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它具备“兵形势家”的主要特征。

　　 其一、强调拥有军事实力，建立战前的对敌优势

　　《尉缭子》提出了“道胜”、“威胜”、“力胜”这三胜的新命题。它自己的解释:“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甲，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还，此力胜也。”从这里一一如果再联系《战威》全篇文意——就可以看出，这种对敌优势不只是物质的，而且还指精神的——强调战争指导艺术和民心士气的作用

　　 关于避实击虚，它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我因其虚而攻之”，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争上，或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选择在敌既虚弱又是要害之处，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其二、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

　　《尉缭子》对作战决策十分重视，“高之以廊庙之论”是它提出的名言，它把“庙胜之论”列在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个条件之首。它认为，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不具备胜利的条件，就不能出战，即所谓“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尽言攻”。它批评那种计划疏漏，侥幸取胜的做法是“曲胜”，说:“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是不懂得战争谋略的鲁莽将军。在作战指导方面，它提出:“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即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御在于巧妙伪装，这是总的原则。为了形成最佳的战场布局，求得有利的态势，它注意到一方面要“事在未兆”，先期作好准备；另一方面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所谓“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自己站稳脚跟与不让敌人站稳脚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修己”￥，w◇ww.，是否确实具备了取胜的把握，做好了胜敌的准备。战场布势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战防御、阵地防御、城邑防御、河川防御等等。也都各有自己不同的防御要求。以城市防御为例，《尉缭子》对此作了若干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超过了两《孙子》，也超过了《吴子》。这里，仅摘引一段就可以看出它关于城市防御布势问题的见解是何等高明:“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折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又说:“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在城市防御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布势上，它注意到了坚壁清野问题，注意到了城坚、粮丰、水足、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的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它十分重视机动部队适时策应。

　　战场布势虽然因作战样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也有其共同的、一般的原则，这是有普遍意义的。这在《尉缭子》中主要表现为关于奇正的论述。它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这固然是一般的部署兵力和使用兵力的原则。我们还要注意它所说的“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何谓“四奇”?“四奇”就是五军阵推演为八阵时，从“四正”中分离、变化而成的机动部队.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中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一一“中军、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挥员控制的机动部队，古兵法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只是前、后、左、右军，即“四正”。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阵生焉”。前、后、左、右四军分离、演化之后，就在前左、左右、右后、前右四个方向上部署兵力，称之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在“四奇之内’，巧妙部署兵力，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

　　 其三、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如果说前两项之建立对敌优势和形成有利态势都还只是战斗力处于蓄势于前，都还只是能量尚未完全质变为势的“形”，那么，得到充分发挥的击敌威势，或常言所谓破竹之势，就是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已属于“任势”的范围了。如同物体的重力势能一样，质量大，高度大，重力势能就大。《孙子》用高山滚右来比喻军队的锐势，今天，我们用拦河坝的水力发电作比喻则更为贴切。拦河坝的水位愈高，水流下落形成的功能就愈大。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追索:物体的重力势能是由物体的质量、重力加速度、高度三者的乘积决定的，那么，军队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锐势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尉缭子》的回答从全书看，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

　　关于指挥专一，它说：“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它主张的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关于先发制人，它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然后得出结论:“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采。”先机而动，先发制人，这在战役、战斗上从来就是兵家制胜的信条。至于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固然也会取得突然击敌的效果，这只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如要考虑性质，社会的、国际的影响，那就另当别论了。

　　关于避实击虚，它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我因其虚而攻之”，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争上，或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选择在敌既虚弱又是要害之处，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关于兵贵神速，《尉缭子》中也有精辟的论述，如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毫无疑义，兵力集中，展开迅速，进攻敏捷，指挥正确，兵锋所向，何敌不克?

　　 四、兵权谋家

　　兵权谋家，即战略家，班固言其特点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权谋家注重军事战略研究，兼通形势、阴阳、技巧各派之长，实是兵家的魂魄所在。权谋家兵法是当时战争和治兵经验的总结，包含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和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

　　 《汉书·艺文志》对兵家有清楚的分类：“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秦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这“四种”就是“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兵权谋家”与“兵形势家”。但是，在目前文献典籍中，“兵阴阳家”与“兵技巧家”著作基本散佚，只剩下“兵权谋家”和“兵形势家”。

     兵权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现存三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与《吴子》。未流传下来的权谋类兵书有：《公孙鞅》《范蠡》《大夫种》《李子》（李悝）《娷》《兵春秋》《庞煖》《儿良》《广武君》《韩信》十部。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另外两部是：《战争论》（克劳塞维茨），《五轮书》（宫本武藏））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其军事思想课概括为如下几点：

（1）知彼知己的知胜论

   《谋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指出战争建立在对敌我双方透彻了解的基础上。这也是战争的指导原则和普遍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 

　　要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完全掌握敌方的军事部署、军事意图，就必须搜集可靠的军事情报，而情报的获得则靠间谍，故必须“用间”，即重视间谍的作用。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些军事经验，无疑具有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2）诡道与全胜论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战争的最高境界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谋略使敌国屈服。而上古尚礼，不进击未成列的军队。春秋以来，礼崩乐丧，诡道乍起。孙武第一个总结诡道的特点，并成为后世用兵的原则。孙武的诡道有十二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真假虚实，变幻莫测，故孙武的谋略概括起来就是“诡道”。

（3）先胜与速胜论

    孙子云：“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即认为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处于先胜的地位，要胸有成竹，而对敌军事斗争应该速战速决。《作战》篇云：“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强调主动进攻，深入敌国，用最短的时间夺取最大的胜利。并且要“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4）令文齐武的治军论

    这里的“文”是奖赏、鼓励；“武”是惩罚、法制。孙子认为对士兵要恩威并施，士卒才可用。而要做到赏罚分明，关键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因此，“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虚实是也。”“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

（5）五德兼备的将帅论

    上古三代军政不分，文武合一，至春秋而一变，专门的将帅职业分化出来，军队指挥系统和参谋力量逐渐完备起来。《孙子》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这些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就是军事指挥的核心和成员，而将帅更是战争的指挥者、战争的实施者和作战过程的谋划者，故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孙子对将帅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的五德要求。与此相对立的是“将有五危”（五种类型的将帅比较危险），即“必死”之将、“必生”之将、“忿速”之将、“廉洁”之将和“爱民”之将。同时，严肃地指出“将有六过”（带兵的六种过失）：“故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而“凡此六者，败之道”，故要求将帅一定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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