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系北京三式乾坤信息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景磐先生之作）

壹、前言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抱持著两種共识：一个是《易经》为占筮之书，而占筮属于迷信；另一个是《易传》为义理之书，义理属于哲学。

康学伟先生在论述金景芳先生所属易学流派时，亦曾指出：

古来治《易》者大抵分为两途：一是精英易学，二是继续沿卜筮道路发展的江湖易学。后者在汉代已被纳入数术中，与经典易学分道扬镳了。

康先生又说：“义理易学当推儒学《易传》，孔子用哲学的语言解释了难懂的卜筮语言，显微阐幽，揭开了《易》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本质。”又说：“金先生一贯高揭义理派大旗，明确说他对《周易》的解说恪遵孔子《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研究的着眼点不在卜筮而在于《周易》所蕴藏的丰富思想内容。马王堆帛书之《要篇》记载：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则明确回答：“吾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先生晚年得见孔子此语，深感千古上下同此一心，因先生一生治《易》所孜孜以求者，正在于“观其德义”。（见《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

康学伟先生以上论述，代表了当前易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某些方面不无偏颇之处。被誉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易》学家之一的金景芳先生，也只在“观其德义”这一点上，与孔子“千古上下同此一心”，而在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对占筮的包容性上，则大相径庭了。

笔者于此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史上经典《易》学的经营者固然都是精英人物，而江湖《易》学的经营者们，也并非皆是“下九流”的江湖术士。

清代官方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当代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古代占筮术数学作品有百部之多，其中不乏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如《焦氏易林》、《京房易传》、《太玄经》、《皇极经世》、《三易洞玑》等，其经营者中也不乏叱咤风云的旷世奇才。

三百年前，西方学者白晋首先从两张先天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现已成为电子计算机语言的二进位制数学，而这两张《易》学图就出自被视为术数学作品《皇极经世》的作者邵雍之手。现代有学者指出，西汉杨雄的《太玄经》中是三进位制，而三进位制将会成为创造光子计算机的语言。当然，这个三进位制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发掘。但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占筮术数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在某些方面是有联系的。

我国的正史中，如《史记》的《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其他正史的《五行志》、《方伎列传》等，记载了历代术士及数术学家的神秘事迹。《汉书艺文志》将数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四库》总目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史书所列数术图书，其子目有风角、九宫、太乙、奇门、六壬、易占、堪舆、阵图之类。还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数以千计的占筮术数案例。虽然这些资料不无糟粕荒诞的成分包含在内，但也应看作是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应该一律排斥在研究大门之外。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解决好对《周易》占筮和术数学的几个认识问题，消除偏见，才能推动探讨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

貳、卜筮的意义与价值

一、《周易》是一部筮书

《周易》是一部筮书，《易传》讲义理又讲占筮，既介绍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一般认为，《易传》（又称“十翼”）为孔子所作，是义理学著作，孔子的功绩就在于在《易传》中完成了《易经》由占筮向哲学的转变，由此开了易学哲学的先河，甚至称孔子是摒弃占筮的，孔子对《易》只“观其德义”[1]。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今天《易传》中有关几段原文，加以分析：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2]。(《系辞上》第九章）

这是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最早也是最直接的介绍。字里行间充满对筮法的崇尚和赞扬，最后一语“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及毕矣”更是充分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常其变，以制器其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3]？（《系辞上》第十章）

占筮虽为“四道”之一，在孔子心目中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紧接着他指出，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之时，用《周易》揲蓍占问而据以发言行事，《周易》就能如响应声地回答问题，不论远近或是幽隐、深邃的事情，都能推知将来的物状事态。这里着重赞扬了占筮的神奇作用。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代用[4]。（《系辞上》第十一章）

探赜索引，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5]。（《系辞上》第十一章）

把蓍和龟看作神物，而这种有灵性的蓍龟是上天神的意志的体现，圣人据此设立用蓍草、龟甲进行占卜的方法，教给人们进行占卜，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占卜能够探寻求索深奥隐晦的道理，钩取招致深处远方之物，能够成就天下之人的勤奋作为，因此说蓍占龟卜能够决天下人之疑，使人勤勉向前，成就事业，其作用最大。

孔子在《易传》中对占蓍给出了定义，那就是“极数知来之谓占”（《系辞上》第五章），他认为数是能够“成变化而行鬼神”（《系辞上》第九章）的，当然占耆的效用是“占事知来”（《系辞上》第十二章），由  知未来的导向中以决定趋避，把事业做好。并且孔子提倡“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系辞上》第二章）是倡导有所行动就要请教占筮的，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上》第二章）

在《孔子家语》等书中还记有孔子自己所作或令弟子所作的筮案有五例。而孔子在《论语》中又说“不占而已矣”。在近年出土的帛书《要篇》中，孔子还说：“《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这似乎在孔子本人身上，对占筮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现象呢？在《论语》和《要篇》中，孔子是摒弃否定占筮吗？

孔子是晚年才研究易学的。孔子自己说他五十岁“知天命”，六十岁“耳顺”，七十岁“随心所欲不逾矩”。晚年的孔子，学识很渊博，人生、社会经验很丰富。这样一个成熟老到的人，当然是“不占而已矣”，他怎能看重近似江湖术士的祝巫们呢？《要篇》中已有很好的注脚。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6]。”

对上述这段话应从两个方面理解其实质：一是孔子鄙视学识短浅的史巫之筮，并不等于鄙视周易占筮；二是孔子重行德义而不为自己妄求福吉，这与“敬鬼神而远之”也是一脉相承的。清人江永有一段对卜筮的论述，也有利于帮助人们加深理解。江永说：

卜筮之道，先人谋而后鬼谋，事有当行当止，断以义，无事谋诸鬼神也。《志》曰：“圣人不烦卜筮。”又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惟事有犹豫，或关系重大，乃以筮决之。若琐屑小事，无用筮也，未来之休咎亦听之。问诸鬼神，多忧多疑，方寸徒增胶扰。《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乐而玩者，爻之辞。”毕竟观象玩辞之时多，观变玩占之时少。（见《河洛精蕴》）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并非摒弃否定周易占筮的价值和作用，这在《要篇》中也有明确记载：

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赵均强先生将这句话译为：“孔子说：过去我自己占卜，大概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没有疑问的吧。即使像周梁山崩后那样著名的共筮占例，也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罢了。”一百次占卜能够应验七十次，其应验率还是值得肯定的。在《易传》和《要篇》中，孔子对占筮的态度是鲜明的，也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一贯的。可以肯定地说，孔子在《易传》中既详述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讲义理而不废占筮，是义理与占筮二者并重的。

二、  古人将卜筮列为重大决策的必然步骤和环节

占筮术数曾经成就了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的业绩，鄙视占筮术数是后世儒家之陋。在《尚书•洪范稽疑》便已如此记载：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这是指国王等大人物有大的决策行为，首先要自己深思熟虑，还要征求卿士的意见，也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最后要进行卜和筮（卜是灼龟，筮用蓍草演算求出卦爻。今人认为卜法已经失传，筮法由《周易·系辞》中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可见在古代卜和筮是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司马迁称“五谋而居其二”，卜筮在决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尚书·洪范》又说：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7]。

从上述几种决策情况可以看出，龟筮占卜的意见，在决策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国君、卿士和庶民三个方面的意见。龟筮占卜在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人蔡沈在注解《尚书》这段话时指出：

稽疑以龟筮为重。人与龟筮皆从（指人与龟筮占卜的意见相一致——引者）是之谓大同，固吉也。人一从，而龟筮不违者，亦吉。龟从筮逆，则可作内，不可作外，内谓祭祀等事，外谓征伐等事。龟筮共违（指占卜的意见与国君、卿士、庶人的意见违背——引者），则可静，不可作。静谓守常，作谓动作也。

在古代龟筮占卜活动不仅登上大雅之堂，参与庙堂军国大事的决策，并且“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对于卜筮人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同时“三人占，则从二人言”，对于占卜意见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可见是慎之又慎的，唯恐有误。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分肯定了龟筮占卜的地位和作用。他说：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此指西汉前期平定诸吕之乱后，代王刘恒入朝即帝位——引者），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8]。（《史记·日者列传》）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9]。（《史记·龟策列传》）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10]。（《史记·龟策列传》）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11]。（《史记·龟策列传》）

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12]。（《史记·龟策列传》）

古代是以人谋和卜筮并重的。人的思虑往往只能顾及事物前进发展的必然性的因素，而不可能预知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卜筮则能填补人的思虑所达不到的领域，正好补充人谋的不足，二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周易》称卜筮为“鬼谋”，“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系辞下》第十二章）也是提倡人谋与占筮二者相结合的。先天易学的创立者邵雍曾说：

人谋人也，鬼谋天也，天人同谋皆曰可，则事成而吉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人谋是人的意志，鬼谋是天的意志，只有二者相一致时，才是吉祥的，这与《尚书》所称人与龟筮皆从是谓之大同是相一致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人用于重大决策的案例很多，散见于正史、方志及名家著作。唐明邦先生归纳并举例说：

一是重大政治举措的决策，要进行占筮。如重耳返国，晋悼公为君，勾践归国，南朝宋顺帝禅位，宋徽宗被俘，溥仪论国民政府等；二是重大战争，须通过占筮预测是否可行及未来胜败结局，如鄢陵之战，赵鞅救郑，韩原之战，吴王伐齐，汉武帝伐匈奴，邓艾伐蜀，张康论伐日本，奉直战争等；三是个人重大行动的抉择，如伍子胥奔吴，夫差释勾践，李纲仕唐，朱熹焚奏稿，辛弃疾南归，纪晓岚科举等。（《中国历代易案考·序》）

在古代不仅汉民族有遇事进行卜筮的习惯，各少数民族亦有决疑之卜，只是占卜的方法和所用道具各不相同，这就是“国不同俗”。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各种方式的卜和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风云人物都是精通占筮术数的，也可以这样说，占筮术数曾经成就了不少历史风云人物的业绩。如《诸葛丞相集》记载：

（诸葛亮上先主书有云）亮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酉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于将帅多凶少吉。

按《太乙飞钤》云：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马良上先主书。巳而，军师庞统中流矢死。

诸葛亮为成就蜀汉帝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除了他的雄才大略之外，与他推演太乙数、观天象等也不无关系。再如唐高宗时的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新唐书·裴行俭传》中说，裴精阴阳术数，每次出征，都能提前测出胜利日期。传中有两则具体事例较为突出：一是仪凤二年，诏命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回国并兼任安抚大食使，途径莫贺延碛无人区，“风砾昼冥导者迷，将士饥乏，行俭止营致祭，令曰：‘水泉非远’。众少安，俄而云彻风恬，行数百步水草丰美，后来者莫识其处。”二是调露元年讨伐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行俭更命徏营高岗，吏白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徏之，此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令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清人王宏撰《周易筮述》卷八记载此案曰：行俭“袖传一卦，遇习坎初爻，曰：主有大水，不利，邃令移就崇岗”。

《明史·刘基传》记载：

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当朱元璋聘请刘基至应天府（今南京）军中，即向朱“陈时务十八策”，“陈天命所在”。至于其所陈时务十八策，现已不得其详，而“陈天命所在”一语，则明显属象纬之学用语。当踞于上游的陈友谅称帝后，以数倍于朱元璋的兵力向应天进犯之时，诸将  议或投降或逃跑，惟刘基向朱元璋密陈“天道后起者胜”的计策，大败陈友谅。“天道后起者胜”为太乙式用语。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率师二十万迎战陈友谅六十万大军于鄱阳湖。《刘基传》记载曰：

与友谅大战鄱阳湖，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促徏别舸，坐未定，飞礮击旧所御舟立碎。

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13]。

如果说刘基令朱元璋更换所乘舟船，是激战中急中生智所为，那么，刘基料定决胜日为金木相克日，则为术数学中五行生克用语。而该战役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二十丁亥日两军相遇于康郎山，经过激战决胜日为七月二十四辛卯日，正是金木相克之日。刘基于洪武四年归老回乡后：“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

当刘基临终时“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当然，刘基深知研习天文术数，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明史·刘基传》中还说，刘基与太祖朱元璋“帷幄语密，莫能祥，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又说：“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纖纬术数妄为傅会，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故不录云”。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正史中评述者的苦衷。上述三人，以他们本来固有的大智大勇，再加上精通占筮术数，是否如虎添翼呢？

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易占筮开始向术数学转化，或者说二者就相融合了。西汉司马迁记入正史的有《龟策列传》、《日者列传》、《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刘歆将图书分为七略，术数略为七略之一。西汉时期成书的《焦氏易林》、《京房易传》、《太玄经》都是自成体系的占筮术数书。此后著名的太乙、六壬、奇门三式学说也各自独树一帜，术数学说得到空前发展。孔子之后，肯定周易占筮和术数的有司马迁、班固、张衡等著名人物。张衡有：“数术穷天地 ”（见《后汉书·张衡传》）的著名论断。南宋朱熹反复强调周易为卜筮之书，并针对卜筮的作用论曰：

卜筮之顷，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于无形，粗及于有象，天下道理无不包罩在其中，开物成务之学，正有赖此，奈何以为非卜筮之书乎？（转引自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下篇）

朱熹又说：“人到疑而不能自明处，便放倒了，不复能向前，动有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元儒胡一桂指出：“后之学者，不说易为卜筮书者，以为卜筮流于技艺，为易耻谈，故只就理上说，虽说得好，但非易之本旨，与易初不相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看，周易卦画卦辞爻辞本为占筮而设，从孔子《易传》开始，既讲占筮又讲义理。由于儒学的发展，强调德义，“事有当行当止，断以义，无事谋诸鬼神也”（江永《河洛精蕴》）再进一步发展，则视卜筮为旁门左道。

但对卜筮的认识和态度上，在不少儒者身上都表现出了相互矛盾的两面性。此可以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为代表。黄氏著《易学象数论》，其书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苞、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等，皆一一进行了批驳。民国时期的易学巨子杭辛斋窥见其其真正用心，指出：

余姚黄氏《易学象数论》，其排斥河洛先天及《皇极经世》诸说最力，为毛西河，胡东樵诸氏之先驱，实则皆梨洲先生违心之论焉。盖先生非不知象数者，少壮之时，泛滥百家，于阴阳禽遁等学，实有心得。至晚年学成而名亦日高，恐平日之研求术数，近于小道，足为盛明之累，故撰此书，极力排斥，以存大儒之身矣。是以言之甚祥，斥之正所以存之也。

如果杭辛斋此论切要，可知黄家宗羲确有为维护大儒盛名的虚伪的一面，由此也可推知后世儒学鄙视占筮术数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唐明邦先生在论述《周易》是中国神秘文化的思想基础时指出：

神秘文化，是古代数术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有几千年传承历史，是炎黄文化百花园中最富神秘色彩的奇葩。历代玄思宇宙、好探神奇之士，无不为之倾倒。如果没有代表封建号称社会官方哲学的《周易》思想为指导，神秘文化就难以建立一套具有神秘诱惑力的思想体系和使用操作程序。若非神秘文化的广泛传播，《易》学思想难以走下学院殿堂而深入千家万户，以显示《易》道之广大。神秘文化正是由于借用了《周易》象数，使之同五行、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等相结合，构筑了一套非理性思维的符号信息系统，这一系统一旦同神秘的文字信息系统相结合，加上数术学的主观悟性，可以推导出种种不是理性思维所能作出的灵异判断，引导人们趋吉避凶。数术所应用的这一套特殊的象数思维模式，以神秘直觉为特征，故难以用理性思维方法加以诠释。有人认为神秘文化所具有的灵异效验，是《周易》所赋予的，甚至认为乃《周易》固有的文化价值，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周易》的哲学世界观，和它的象数符号、象数思维方式，不但可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新所利用，也可为多种神秘文化所利用或借用，这是事实，无可否认。这正是《周易》思想的一大特征。（引自《未知之门》第一页《访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

唐明邦先生的上述观点，与冯友兰先生的周易哲学是宇宙的代数学的论述，有相通之处，是义理学研究的深入和具体化的表现，是对古代占筮术数学的正视和肯定，尤其他指出占筮术数所依赖的是一种非理性思维的方式和方法，难以用理性思维方法去诠释，这是非常客观的观点。唐明邦先生给予占筮数术学所依赖的非理性思维以地位和空间，指其共存在的客观性，这是破天荒的。人们通常的认识是，理性思维才是正确的、科学的，非理性思维是荒诞的或迷信的，是不科学的。唐明邦先生打破了这种常规认识，指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二者是并存的，二者又是分道扬镳的。我们可否引伸一下唐明邦先生的观点：虽然运用理性思维还不能诠释非理性思维这种现象，但是，非理性思维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效果，并不一定没有价值。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占筮术数学也应归为这一类吧。在当代语境下，唐明邦先生敢于肯定占筮术数学作出的灵异判断，可以引导人们趋吉避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唐明邦先生关于占筮术数运用非理性思维的观点，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教授关于非程序化决策的论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中指出：调动各种知识手段作出的决策为程序化决策，不依赖任何知识手段，仅凭主观意识作出的决策为非程序化决策，在成功率上，这两种决策平分秋色，各占50%，并且指出，他不知道这种非程序化决策的依据或主观意识的力量来自哪里。当然，西蒙教授不了解中国古代将卜筮纳入决策程序的事实，更不了解中国的占筮术数。与西蒙教授相比，唐明邦先生是依据大量史料得出的结论，而西蒙教授的结论是依据什么得出的，我们就不得而知。

三、占筮术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古代史学著作中记载有几十则《周易》占筮和术数预测案例，三式等术数学著作中记载的案例有数千则，这些案例反映了历代人们运用占筮术数进行决策、指导行动和趋吉避凶的情况，给后人掌握和运用占筮术数进行预测提供了范例。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珍视。而时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古老的周易占筮和术数预测是否还有指导人们行动的价值和神奇的魅力呢？当然回答是肯定的。笔者想通过几则现代的周易占筮和术数预测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之一：

新加坡黄违洪先生于1998年9月26日11时20分至17时43分，分别打电话给张志春（石家庄）、杨景磐（清河县）、秦瑞生（台北市）、孙溥泉（西安市）四人，要求预测美国总统克林顿是否会被弹劾下台，并要求将预测结果传真给他（当时黄在福建泉州）并在黄先生主办的《应用易学》第二期上发表了。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庞钰龙先生主办的《易数之友》1998年第5期上，发表了广州邴辛先生对克林顿预测的文章。5位作者分别居住在5个地方，预测同一件事，运用了奇门、六壬、大衍筮法、纳甲筮法、金口诀等5种不同的占筮术数方法，而却得出了同一个克林顿总统不会因弹劾而下台的结论，而此时距离美国国会参院对弹劾案作出最后结论的1999年2月8日，提前了4个月零12天。由此对于周易占筮术数的奇妙之处，可见一斑。拙作《用易琐谈》附录一和附录二，录载了上述案例的原文。

案例之二：

新加坡黄违洪先生于2000年2月13日晚9时40分，电话告诉笔者，台湾将于3月18日进行选举，三位候选人分别是宋楚瑜、连战和陈水扁，请预测谁可当选，并告诉此三人的出生年月。我当即以六壬式和大衍筮法两种方法分别推演，结论是陈水扁当选，并可连任一次。次日，黄先生来电询问，当我告诉他此结论时，他表示怀疑。又隔三日，黄先生再次来电话说，若陈氏连任，执政时间达8年之久，请再预测一下陈氏的政绩将是如何。我当即告诉黄先生，我从陈氏当选的大衍卦中，已分析了其政绩大略情况，不用再作卦预测了，黄先生要我写成文章传给他。后来，我把写成的文章发表在《国际易经》杂志上。我预测陈氏当选的大衍卦为履之否卦。简言之履卦初二连续两个动爻，两次当选，之卦内含风地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陈氏执政后必然风光一时，而结局看之卦天地否为天地不变，在人事上会众叛亲离，内含山地剥卦，必然衰败剥落。而沟通无由，陈氏也无缘看到我写的预测文章，失去了避凶趋吉的机会，陈氏自己只能是一步步走向囹圄深渊。

案例之三：

2011年5月1日在北京学习班上讲大衍筮法期间学生作卦预测蔡英文和马英九在换届选举中谁可当选。蔡为遁之咸卦，马为既济之复卦。我据此卦断蔡落选，马当选。2011年11月8日下午，在涿州市召开的纪念邵康节诞辰1000周年大会上，我把此卦象和结论公之于众。台湾方面参加会议的有邵崇龄先生和施良剑先生。两个月之后，即2012年1月14日台湾选举结果揭晓，果然应验。

案例之四：

2008年太乙年局为陽遁第三十七局。太乙书中规定：戊己岁，始击临土宫，主地震。2008年岁次戊子，该局始击加临坤七宫，因此主地震。始击为凶煞，南方火神，火旺于夏，故主夏季地震。该岁四月为丁巳，丁主动摇，故应断四月有地震。若再进一步推演太乙日局和时局，或者再与大衍筮法、六壬、奇门等术数学相结合，或者可以将准确到日和时，或者可以按天文分野确定为汶川一带。这些都应当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青海玉树在2010年4月14日发生地震。第一次是5时39分称为前震是4.7级，未造成破坏；第二次是7时49分震级为7.1级，造成人员伤亡；第三次是9时25分，震级6.2级。

据媒体报道，国家地震台已成功地测到了玉树当日第一次发生的4.7级前震，由于不知道2小时零10分钟之后会发生7.1级强震，故不可能组织当地群众撤离。若以前震发生时间起六壬课，为庚寅年庚辰月甲午日丁卯时戌将，三传为酉、辰、亥。六壬古籍《集应钤》解此课曰：“玄财在中，末生坐空，丁神作鬼，动凶重逢。”这一六壬课，一般研究者也能断定丁卯时地震之后，戊辰时会有大地震发生。初传丁酉为六数，会有六级以上强震。

这就是说，如果能做到信息共享，术数学或许也可发挥一技之长。我于2012年4月1日晚19:27，得知日本专家称南海道将发生9级强震的消息后当即推演六壬式进行预测。壬辰年癸卯月壬辰日庚戌时戌将

巳 午 未 申                          

辰       酉      辰 辰 亥 亥         

卯       戌      辰 辰 亥 壬

寅 丑 子 亥

                 丁 亥 常

                 寅 壬 辰

                 寅 丙 戌              

对此课传作出虽有8级强震，却不为凶灾的判断，正对应印尼亚齐省锡默卢岛于2012年4月11日15时38分发生的8.5级地震，由于为平移型地震，未能移动大量海水，未造成灾害。

（因为主要是讲观点，故上述案例只能略述）

由于多种原因，占筮术数预测还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很多人还不能理解它接受它。而占筮术数本身也存在它的固有的不稳定性，“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系辞下》），没有规律可循，只能随即推演，随机作出判断，古人称之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当然，这种现象，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教授把现代决策分为调动知识手段作出的“程序化决策”和抛开知识手段只凭主观任意作出的“非程序决策”两类决策中的后者，即“非程序化决策”颇有相似之处。中国古老的占筮术数和现代的非程序决策皆与现代科学不相为侔，即用现代科学无法进行解释。虽然这样，西蒙教授坚持认为在成功率上，非程序决策与程序化决策是平分秋色的，各占百分之五十。现代人习惯于称呼科学的和不科学的，科学的就是正确的，不科学的就是不正确的。也有人说科学的含义不是区分正确和不正确，科学就是研究。因此，我们对古老的占筮术数不加研究就一棍子打死，是盲目的，在一定范围之内加以研究探讨，无疑才是正确的。

參、对占筮术数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义理研究与术数（包括占筮术数）研究，应当二者并重

义理研究与术数（包括占筮术数）研究，应当二者并重，不应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主流和末流二者都属于古代文化遗产，都要使其古为今用，没有必要一谈占筮术数就如临大敌，就要摆开打压架势。记得李燕先生于二十年前有一篇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北京有一人对李燕先生说，奇门遁甲是迷信书。李先生问此人，你会不会奇门遁甲，此人说不会。李先生又问你看过奇门遁甲没有，回答说没看过。你既未看过，更不懂不会，怎知奇门遁甲是迷信书，此人无言以对。

1992年在安阳召开的《周易》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于光远先生有一个书面发言，指出：《周易》的卦辞和爻辞，是士大夫们为了说服国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办事而编造出来的谎言，拿这些谎言进行占筮，岂不荒唐？当然对于卦爻辞是怎样产生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于光远先生的观点，与前人之论相悖，称不起一家之言，只是为了打压《周易》占筮术数而作出的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断。

二、关于义理学研究深入的问题

义理学的研究者，都是专家教授级高层次人物。我想也提一点建议，就是切忌空泛之论，切忌偏面化。金景芳先生在《周易讲座》书中有一段著名论述，他说：

有了六十四卦之后，怎样加以说明呢？首先应知道卦是什么，爻是什么。王弼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卦是时，自今日看来，自今日看来，时就是时代。一卦反映一个特定的时代。六十四卦连接起来，是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学习《周易》六十四卦，就等于学习历史学习社会了。一卦六爻，爻很复杂。一卦代表一个时代，一爻便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阶段。爻也是时，初爻有初爻的时，二爻有二爻的时。每一爻在一卦之中，与其它五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谓变化多端，所以王弼说爻是“适时之变”的。

这段话非常通俗明白，论点明确，可惜是空中楼阁。夏商周三代各用什么卦爻来代表，我们现代又用什么卦爻来代表，金先生在整本书中再未提及。这倒不如被称为末流的术数学讲的具体：尧舜时代就是天下大治的乾卦，现代以来从公元1924年至1983年就是巽卦，“巽以行权”（《系辞下》）六十四卦中惟有巽卦代表共产党，共产党要执政行权了，巽卦也应运而致。巽卦九五爻变为山风蛊卦，对应甲辰旬（1964年--1973年）十年，这十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蛊卦为乱，社会大乱，正对应十年浩劫。这样推演卦爻，虽然与时代相对应，但与金景芳先生的本意是不相符合的，金先生对筮法和术数是持否定态度的。

张志春先生曾经指出：“《周易》作为一部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在今天的借鉴价值已经不是很大了，主要价值应该是在自然哲学和文化学方面。”这一论断的意义应该引起义理研究者的重视。

三、对象数学（包括占筮术数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对象数学之研究，我想提出六点建议如下：

（一）有组织地开展专题研究。

有组织地开展专题研究，应设哪些专题，大家仍是可以再讨论的。我想着重谈两个问题。一是对古代建筑（包括墓地）遗存，作抢救性地研究，作出风水评估，多多传达古代风水学方面的正能量。古代的遗存越来越少了，有些虽然保存下来，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以北京故宫皇城而论，其内城的西北角和外城的东南角皆呈弧形状，是缺角。但这两处弧形缺角，已被现代建筑占去，看不到了。将来再作勘察画图，很可能就会画成直角。要知道这两处必须是弧形缺角才对。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提出了“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14]”的概念，天地尚有缺陷，代表天地统治万民的皇帝当然也会有不足，因此就用皇城西北角和东南角的弧形来象征这一意义。“百事翻从缺陷好”，《周易》最末一卦是表示还未成功的未济卦，被排在代表已成功的既济卦之后，因为这个成功是相对的，未济卦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开始，所以有缺陷，尚不成功。这个观念流传到民间，老百姓在建房修宅时，就成了“有钱难买东南缺”，即住宅的东南角要收敛尺寸，或是缺角更好。这里的有缺陷不完美是符合《周易》的哲学思想的。现在的勘察北京皇城和绘城图者，并不知道这个缺角的来历和依据。我们的《周易》学者应当肩负起说明的任务。还有北京的德胜门，周围全是现代高楼，雄伟的德胜门已经非常卑微不堪了，周围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形势。为什么当年的皇帝要在这里建德胜门，谁也说不清了。

对于这些古代遗存，再不作抢救性研究，就来不及了。在古代风水文化中，是非常重视保护山川河流的，在《国语》中载有《太子晋谏壅谷水》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对江河只能疏不能堵，鲧和禹父子二人治水一失败一成功，其区别就是因截堵和疏导的不同，“不废江河万古流”，流淌才是江河的生命。去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周易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建筑设计家讲，他兼研究周易风水文化，他的设计作品都是现代建筑理念与古代风水理念相结合的，收到很好的效果。他在江苏某地长江边上建大楼，起名为镇江楼，有意识把镇字三横写成二横，一横象征三峡大坝，一横象征葛州大坝，二坝居上游锁住大江，他在下游又用一个镇字，长江就不会再发水患，因此他这个镇江楼是与上游的两个大坝遥相呼应的。还有一名大家讲了一件事：一房地产老板修的住宅楼，阳面的都抢售光了，阴面的一套也卖不出去，为此找这位专家，专家让老板组织一次售楼发布会，专家在会上讲了中国阴盛阳衰的问题，若选阴面的单元楼居住，就会改变家庭的阴盛阳衰，结果这老板阴面的单元楼很快售罄。上述这两位专家的理念都明显违背古代风水文化的原理，而都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还引来热烈的掌声。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肩负周易研究责任的组织传达周易文化的正能量太少，应当用正能量占领阵地，以避免错误的东西泛滥。二是把自然灾害的易数预测作为一个重点题目加以研究。就拿预测地震来说，太乙书中有明确论述，但“不可为典要”，有其固有的不稳定性，还应当与大衍筮法、六壬、奇门等学科相互配合应用。古代的易数预测方法，大多为“逢占”即逢问则占，采用的是信息传导方式，因此，对地震预测，也更需要获取有关地震的信息。这就应当与地震局、地震台等科研部门相结合，取得信息共享，以便更好地发挥易数预测的作用。这就需要易学会和领军人物去沟通和搭建这个平台。

（二）有组织地开展当代易数群书评议活动

近些年来，两岸三地陆续出版了当代人撰写的易数作品，这是一个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张其成先生主编的《易学大辞典》于1992年出版，对于有关易学知识作了全面介绍，令读者耳目一新。但也存在多处硬伤，如太乙条目下的论述举例是错误的，有误导作用，容易增加学术上的混乱，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加以明确。再如对今人郑万耕先生撰《太玄校释》一书的评价说：“其语言通俗易懂，对于扬雄所用方言奇字作了疏义，对于其中的天文学知识作了说明，使《太玄》这一深奥奇特之书将近成为一部可懂之书。”笔者认为郑万耕先生对太玄筮法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符合扬雄原作和宋衷、陆绩、范望三家原注之意，也不符合唐宋元明清历代名家注释之意，是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郑著对其中天文知识的说明是该书最明显的弱点。《太玄》规定，冬至起牵牛一度，黄宗羲已经指出“今未二千年，冬至在箕四度，星之属水者已属木矣”，而我们现在距扬雄已经两千多年，冬至所在距牵牛一度相差更远，郑先生仍述冬至为牵牛一度，这种说明就失去意义了。

《南齐书·高帝纪》末所附史臣之赞那一段话，涉及到从汉高祖五年至南朝宋顺帝禅位五百余年间的十三则太乙案例，而费秉勋教授于他的著作中误说成是奇门遁甲案例。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御定六壬直指》一书，是著名的六壬典籍，而新版此书有今人李峰先生加上的注解，说这部书把阴阳贵人全部颠倒用错了，而不知对阴阳贵人的用法前人有不同的用法，都并行流传下来了，不是用错的问题，是李峰先生认识上的错误。还有俞长江教授在为《皇极经世导读》写的序言中，称自己为《尚氏易经》第三代传人。尚氏当指尚秉和先生，尚氏易经当指《周易尚氏学》。在古代“非圣而作经”是文人之大忌，是要受到鞭挞的，把《周易尚氏学》改称《尚氏易经》是否恰当？现代的著名著作和著名人物的著作，将会对当代和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大家经过评论，加以澄清，肯定该肯定的，否定该否定的，流传给后代一些正确的学术知识。

（三）开展国际上重大事件的易数预测活动

过去已有第一次海湾战争、克林顿遭弹劾是否下台、小布当选总统以及台湾领导人选举等重大事件的预测，继续开展这一活动，有利于易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展示中华民族古老的周易及易数预测的神奇魅力。

（四）呼吁图书出版界尽量影印出版有关《周易》及《易》数古籍，以保持其原貌

近年来有不少新版古籍由于改为横排本，把原来的作品搞的七零八落，无法阅读。也有的把古籍原文与今人的解述混在一起，尤其有些解述文字也模仿古籍用半文不白的语句，使读者难以分辨。这无疑是对古籍的破坏。

（五）建议由台湾易学界出刊以《易》数为主的应用易学刊物

台湾《易》学界若出刊以《易》数为主的应用刊物，便可与山大以义理为重的周易研究刊物相呼应。这样使不同研究倾向的论文都有交流平台，以推动整个易学研究的发展进步。

（六）建议《易》学界的精英领袖人物，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要兼济天下

两岸三地全体《易》学同仁大概都希望有人来领导和引导，以消除研《易》队伍中一些自吹自擂、不学无术、骗钱欺诈等不正之风，树立《周易》研队伍的良好的社会形象。

    （此文完稿于2014年5月。是准备去台湾参加该年8月份的易学会准备的发言稿。2014年初，接到台湾邵崇龄、施良剑先生的邀请，拟于8月份赴台参会。后由于健康原因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