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张自文教授提出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方位与政治上的强弱相关联的问题（中国南北方位，南自含东，北自含西，前人已有定论）。他说：“为什么中国历史在政治上往往北方较之南方占据优势？为什么历代国都大多建在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黄河长江流域‘为最能举事之地’仅因为它易攻易守吗？”（《中国的王朝和帝王・前言》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张自文教授对上述问题并未分析和解答。因为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只描述怎样存在，不追问为什么这样存在。”他接着感叹说：政治的强弱和王朝“兴亡之道实在是一门大学问”。

中国南北方位与王朝的强弱和兴亡有关，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大课题。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课题，几乎历代都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并企图加以论述。

笔者不揣浅陋，在本文中打算既简述其怎样存在，也从周易的角度追问为什么这样存在。

（一）

首先提出中国南北方位与政治强弱有关的当属西汉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对秦朝统一天下作了论述：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候。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在分析总结了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政权交替的历史与地理方位有关之后，得出了“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结论。并且认为之所以如此，是与阴阳五行相关。东方属木，木为春，春天主生发，东方木生南方火，火为夏，夏天主长大，所以用于人事就是“作事者必于东南”。西方属金为秋，秋天为成熟的季节，西方金生北方水，北方主冬，冬为收藏的季节，所以以人事论则“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不论仅据五行理论是否能全面恰当地解析这一问题，但是司马迁作出的“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结论，却是符合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政权交替的历史事实的。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还提出中国东南为阳西北为阴的观点，斑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这一论述，但只得出了秦、晋好用兵的结论，不如“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更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司马迁已经发现了中国南北地理方位与政治强弱有关，并企图用阴阳和五行理论加以解释这个问题，这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晋代关朗也对中国南北方位的有关问题作过论述。关朗于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应同州刺史王彦之请筮占晋朝百年大运，得《央》之《革》卦。关朗在解占时说：

“辛丑之岁，当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

彦（王彦）曰：“其东南乎？”

子（关朗）曰：“必在西北。夫平大乱未可以文治，必须以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且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关氏易传》）

这是关朗于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预测晋朝百年大运的一则周易筮案。今考据史书，关朗所说辛丑岁有恭俭有为之主统一天下，应验杨坚于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岁次辛丑废掉北周静帝建立隋朝。杨坚称帝后，经过九年的自强和征战先后灭掉南朝的梁、陈，于公元581年统一全国。

杨坚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其父杨忠为北周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袭父爵隋国公，其长女嫁北周宣帝宇文俊为皇后。可见杨坚门第显赫，在北周就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关朗称杨坚“起布衣”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杨坚是较清廉和具有谋略的政治家，受到历代史家称赞。杨坚称帝后全力改革政治，积蓄国力，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局面。称杨坚为“恭俭之主”和“并六合”是符合史实的。

北周是以长安为都城。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政权仍都长安。关朗预测统一天下的恭俭之主必在西北兴起也说对了。为什么统一天下的恭俭之主起于西北而不在东南？关朗分析说，平定大乱结束分裂“必须以武定”，西北为“用武之国”，西北之民勇猛善于暴发，利于以武力平定天下，东南之民伎巧轻浮不善于打仗。关朗对中国东南和西北方位的论述与司马迁有所不同。不过，关朗也指出了中国的西北方位是统一天下结束分裂的有为之主发迹的地方，这一认识与司马迁是相同的。

宋朝李纲对中国的南北方位问题也有论述。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做了金国的俘虏。公元1127年5月，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建立南宋政权。由于金兵不断南侵和朝内主和派作祟，赵构以巡幸为名打算继续南迁。在此背景下，由兵部侍郎升为宰相的李纲对赵构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官室，积糗粮，收备巡幸。”并明确指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续资治通鉴》第九十八）

李纲总结历史经验，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凡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就可以从而控制中原而占有东南，统一天下，反之，起于东南则不能控制中原，更不能从而占据西北。李纲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精兵健马皆在西北的缘故。这与关朗西北为用武之国的说法相同。

（二）

司马迁论述了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政权皆起自西北的史实，而西晋以后的史实也证实了这一问题。

西晋王朝被匈奴刘汉政权灭亡之后，公元317年3月，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被拥为晋王，第二年称帝，都建康（今南京）。东晋政权存在了104年，至公元420年灭亡。在这百多年中，东晋政权组织的大规模收复中原的北代战争计有祖逖北伐、桓温北伐、谢玄北伐、刘裕北伐共四次，皆以失败而告终，东晋王朝始终是一个偏安于江南一隅的政权。

东晋灭亡之后，中国南方进入南朝时期，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前后相继的政权。这四个南朝政权除了梁和后梁曾一度短期迁都江陵（今湖北江陵）之外，全都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

建康从三国时期吴国开始，历经东晋、宋、齐、梁、陈一直作为帝都，史称“金粉六朝”。但这六个朝代政权前后时期不同，政权强弱不同，但始终都是偏安于江东一隅的政权，都未能扫平六合，实现统一。

从西晋后期开始出现的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分治的分裂局面，直至隋朝建立之后才实现了全国统一。隋朝之后是唐朝。隋和唐都是从西北长安发迹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政权。

宋朝李纲有鉴于前代的史实，才得出了“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和“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的结论。虽然李纲是针对宋高宗赵构不宜南迁才说出这番话的，但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符合宋代以前的历史实际的。

那么，宋代以及宋代以后政权的强弱和统一是否也与南北方位有关呢？

宋高宗赵构未能采纳李纲的建议而最终将南宋国都定在杭州。南宋150余年间历任九个皇帝皆以杭州为都城，但南宋始终是偏安南方一隅的政权，与北方的金国相比一直处于弱势，终未能收复中原实现统一。南宋灭亡之后是元朝政权。起于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几经迁移最终定都于北京，建成了中国空前大统一的国家。此后的明、清两个王朝，都是定都于北京的强大的统一政权。明王朝存在了277年，清王朝存在了268年，它们的政权的强大和疆域的范围均可与汉、唐相提并论。虽然明朝最初是以南京为都城的，但皇帝宗室内部争权互相残杀，发生了长达4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迁都北京，此后明朝的政权才算真正稳固下来。

明朝末年为明朝敲响丧钟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虽然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政权，他也曾急忙即位称帝，但他还未站住脚，就被从东北攻进来的清军打败了，李自成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清代道光三十年（公元1851年）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曾攻克南京并将南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出师北伐和西征，克复城谛六百多座，革命势力发展到十八个省，前后坚持长达十四年之久，最后还是失败了，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一样落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上述这段历史再次验证了司马迁所说“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正确性。

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也证明了南北方位与政治强弱相关。公元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发生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大总统，建都南京。公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废除清帝年号，以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策法令，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使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了三个月即告结束。此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专制时期。1924～1927年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势力。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其执政机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前身是1923年设在广州的孙中山的大元帅军政府，1926年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又迁至南京（抗战时期曾一度迁至重庆，抗战后又迁回南京），直至1949年结束了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统治。

清朝灭亡以后，从1912―1949年这三十七年中，孙中山和蒋介石以及以他们为首的政府一直是在中国的南方辗转反侧，由广州而武汉，由武汉而南京而重庆，最后又回到南京，孙中山和蒋介石以及以他们为首的政府，从未成为真正的“收功实者”，他们本人也从未成为真正的中国的元首。这三十七年中，其前期有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割据势力，其中期有日寇对中国大片国土的侵占，还有在野的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其后期国民党的“国统区”日渐缩小，中共的解放区日渐扩大，直至1949年底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被中共赶出了中国大陆。这一段历史也说明，像蒋介石这些人物，正如古人所云“刘项原来不读书”，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更不懂得中国“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当年中共及其红军由东南向西北进行二万五千里大转移是被迫的，虽然后来也被称为战略大转移，但并非是自觉的有计划的行动。但是，中共定都北京应当是自觉的理智的决策。中共是否自觉地去实践“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规律，目前还未发现翔实的资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三）

现在应该讨论“为什么这样存在”的问题了。

汉人司马迁、晋人关朗、宋人李纲和今人张自文等都指出了中国政治“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规律性问题，但今人张自文教授回避了为什么这样存在的问题，关朗和李纲仅指出“西北为用武之国”，这个解释太浮浅了，还不能说明这一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真正原因。司马迁以阴阳五行立论来说明这一规律的产生和存在，已经是更深入一步了，但是否巳触及到这一重大问题的实质呢？

笔者认为，要揭示这一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真正原因，应当求教于中国的周易和古代术数学。

东汉文学家、科学家、易学家张衡说：“数术（古代数术与术数通用――引者）穷天地。”（《后汉书・张衡传》）古代三式（指太乙式、奇门式、六壬式）术数学以八门（开、休、生为三吉门，伤、杜、景、死、惊、开为凶门和次凶门）配八卦和八方，开门配乾卦和西北方，休门配坎卦和北方，生门配艮卦和东北方。开、休、生三吉门分别配西北、北和东北三个方位，这与中国政治“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三式术数中地盘开、休、生三吉门分别对应西北、北和东北三个方位，而推演成天盘的开、休、生三吉门却随着天干、地支的变化而转移位置。在三式中地盘与天盘是体和用的关系。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中国政治的地理方位也存在体和用的关系，即从战略方位看，中国的西北、北和东北占据绝对优势，是政治家必须争夺的立足点，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而战术方位就可以灵活运用了。例如在一个局部问题上或一次战役中，西北、北和东北方位并不一定占据优势，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古代三式术数（地盘）开、休、生三吉门的方位对应，与中国历史上优势政治方位的实际情况，何其相似乃尔！张衡说“数术穷天地”，‘由此可见一斑。

三式学说为什么把（地盘）开、休、生三吉门与西北、北和东北三个方位相对应？古人没有讲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无从谈起，大概这已是千古不解之谜了。正因为这样，我们至此还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上优势政治方位的实质所在。

北宋邵雍独具卓识，他在其阐发先天易学的《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

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乱久则复北而南矣。天道人事亦然，推之历代可见消长之理也。

根据邵伯温对其父邵雍著作的解释，一部《皇极经世》书，就是以天道（天时）验人事和以人事证天道（天时）的（参见邵伯温《皇极经世辨惑》）。邵雍独辟蹊径，于周易推出先天易学说，并创制了十四幅易图。其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又简称大圆图或圆方合图）就是通过阴和阳的彼此消长来表示天道（天时）运行的，同时又把元会运世和干支纪时系统纳入图中，这样以来天道（天时）和历史人事相互对应、相互验证，故邵雍称“推之历代可见（阴阳）消长之理也”。在这里，邵雍把古代天人合一观（又称天人相应、天人相为表里）具体化了。邵雍所说“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是他据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中抽出的非常理性的观点，是他对阴阳消长之理的具体运用，我们对此应当加以重视。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周易除了空谈易理就是“算卦”预测，很少能用周易解决或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实际问题，因此，邵雍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

前人对于邵雍“天地气运”的论述作过阐释，今录二则如下：

黄畿曰：

元会运世之数，先天卦气三百六十爻当三百六十运，可以推历代之治乱。尧、舜、禹、汤、文、武之化，皆自西北而至于东南，世所以治；吴、晋、宋、齐，梁、陈之政，皆在东南不至西北，此所以乱也。治乱之消长，观人事而可见矣。子至卯阴中阳，将治也；卯至午阳中阳，极治也；午至酉阳中阴，将乱也；酉至子阴中阴，极乱也。由否（卦）至泰（卦）是谓自北而南，由泰（卦）至否（卦）是谓自南而北，否（卦）泰（卦）之消长，观天道而可见矣。天道存乎一图，人事存乎历代，故曰天人相为表里。

邵嗣尧曰：

此说（指邵雍“天地气运”之说――引者）得自大圆图。北方起复（卦）至乾（卦）自子而午为君子道长，故治；南方起垢（卦）至坤（卦）自未而亥为小人道长，故乱；坤（卦）又起复（卦），故乱而复治也。（以上俱转引自《皇极经世书解》卷十三）

黄畿和邵嗣尧皆认为邵雍天地气运之说得自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即大圆图），诚为至论。黄畿之解“子至卯，否至泰”等，邵嗣尧之解“复至乾，子而午”等，皆指先天六十四卦大圆图而言。笔者撰有《验古・察今・知来――（皇极经世）演绎》一书，对先天六十四卦大圆图有详解，在此不再复述，请读者见谅。

孔子说：周易“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传》），即周易能普遍包涵天地间的道理。今人冯友兰教授也说：周易是宇宙代数学，什么问题都可以套进去求解（参见《新华文摘》1985年笫4期《孔丘、孔子、如何研究孔子》一文）。对于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上北强南弱这样天地间的大问题，也只有到周易中求解，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或接近实质性的答案。当然对于同一客观存在可以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作出解释。本文之旨也就在抛砖引玉了。

                             作者：北京三式乾坤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景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