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

中国学者应严谨对待易学基本常识
更新时间:2011-01-25

                         中国学者应严谨对待易学基本常识 

                                                  ――王先胜 先生

   中国学者或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不懂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易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或者随意地论说、处置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首先是易学界的问题,易学研究存在诸多不严谨、不科学的现象,由于方向偏颇、与考古材料相隔离等,导致《易经》八卦问题始终陷入神学迷雾之中,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其次是易学界之外的学者,普遍缺少相关知识,论述有欠严谨或谬误颇多。关于前者,笔者已在一篇文章中述及(《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关于后者,这里仅据笔者有限的浏览所及,向读者作一些介绍。
   李卫东博士认为在一万五千多年以前,地球上曾经在“神”(宇宙高级生命)的教育下出现了第一代文明,但这一代文明却因一场意外的天文事故――天地分裂(地月分离)时产生的大洪水给吞没了,人类文明出现了断裂。那些从高山上走下来的幸存者在洪水过后平原的废墟中发现了大量上一次文明的记载,而其中大多数已为他们所无法理解,如中国古代的《周易》、《黄帝内经》、《山海经》、《道德经》、针灸术、气功学等。他说:作为旁证,“所有的上古文明大多数只有操作的方法,而没有相关的理论体系。比如说针灸学,实际的使用方法流传至今,但却没有相应的理论说明。再比如,《周易》八卦,只存六十四卦爻辞,《周易》的原理却失传了,《周易》的《十翼》是后人凭借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非《周易》原有。这是因为高山上的幸存者们由于自身十分落后,理解不了深奥的原理,所以只好重视对人有用的实际操作方法等”(李卫东著《人有两套生命系统》60―62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他所说的大洪水毁灭人类第一代文明是发生在距今15000年左右(李卫东《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78―8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李的观点在其他相关学科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和理由支持暂且不论,这里只说与《周易》八卦有关的问题:众所周知,《周易》卦爻辞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或被认为是文王、周公所作,其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这与距今15000年左右“从高山上走下来的幸存者”毫无关系。如果说《周易》八卦六十四卦存在着什么“对人有用的实际操作方法”的话,那当然是指占筮,然而古今中外占筮的“原理”都不过大同而小异,即借助“神”的力量和某种程式得出一个结果,据此判断吉凶。《周易》占筮还有什么高深的原理呢?

应明阳先生《中国思维魔王》在描述许国泰的研究时说:许的文章《太极起源新学说》认为“秋汛时黄河、洛水两支水以不同方向相互激荡,形成了一个大旋涡,大旋涡套着小旋涡。黄河水是黄的,泥沙多比重大;洛河水是清的,发出的水比重轻,不混淆,有头有尾,形成一个活生生的太极图,十分壮观。”所以太极图是个象形符号,是由两河相荡造成的这种象形符号被先古圣哲伏羲用在八卦中心。由于伏羲八卦台就在附近,所以许又解释八卦的起源:“看天,云有几层,所以用三条线象征八卦。看地,沟沟壑壑、坑坑洼洼,于是三断线象征地”。用连线表示阳,断线表示阴。两阴夹一阳象征“水”,中间为阳,两边为阴,就是水在中间往前流。动为阳,静为阴,水是动的,两岸是阴……那么“火”呢?边上是阴(原文如此,实际应为“明”字――王先胜注)的,火焰中是暗的。明为阳,暗为阴,这定义是死的……那么“泽”呢?在地上高处,底下为阳,上面为阴,表示湖泊在坚实不渗透的地方形成……“雷”两阴一阳,就是闪电穿透了云层。如此八卦形成(应明阳著《中国思维魔王》324―325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说太极图起源于河洛之水相交形成的旋涡颇有新意,但它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说、想象;说伏羲将太极图放在八卦中心,则是缺少常识,因为“伏羲”的年代至少是在距今约4000年的夏朝以前(且不论是否存在“伏羲”这个人),无论易学史或考古材料,都不支持“伏羲”将太极图放在八卦中心这一说法。至于许国泰先生对八卦起源的解释,则完全是一种想象、牵强附会,而且想象也不周密,如坎卦( )为水,说“两阴夹一阳”河中之水为阳、两岸陆地为阴,这是有违阴阳八卦学理的,如说震卦( )为雷,就是“闪电穿透了云层”与卦象并不吻合。将这种太极八卦起源学说视为“祖先的智慧”不是颂扬了祖先而是贬抑。该书又说“世界上一切文字都可以从太极八卦推出”、“运用八卦,我们用八卦作钥匙,解开文字形成之谜”,纯粹是吹牛,可以认为是既不了解太极八卦,又不了解世界上的各种文字。至于说“我们靠易经八卦第一卦,用阴阳就看出文字里有些什么东西,在英文里男人是(MAN)女人是(WOMAN)。A是人,中间扎着腰带。女人‘W’代表双乳,‘O’代表创造新生命之门……”(应明阳著《中国思维魔王》327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诸如此类的联想,很有趣但却与阴阳八卦无关,既不能说明文字“可以从太极八卦推出”,更不能据此证明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八卦的伏秀和伟大。总之,许国泰先生关于太极八卦的联想可以视为思维成果却不能视为太极八卦研究成果,也不是对《易经》、太极八卦的弘扬。
    宋太庆先生说:“中国民间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二万年以前中国陶瓷文化创始时期……”,他认为“盘古可能是阴阳合休,可能是阴阳、太极、八卦互补图形的原生图式。盘,可能是女阴形象、女阴符号,而古,可能是男阳形象、阳性符号,他们是中国第一双原始祖先神,已有一二万年的传说历史”,又说:“七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中国人已开始了原始天文观测活动,并且总结出《河图》和《洛书》以及阴阳、八卦、太极学说”(宋太庆著《中国时代》168页、19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盘古是一位创世大神,而且公认其产生年代是在东汉时期,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当然它不可能是阴阳、太极、八卦图的“原生图式”。即使将盘古的年代上溯至一二万年以前,它与阴阳、太极、八卦“互补图形”也各是一回事:一是人格化的神,一是各种图形,将二者拉扯在一起,真是“生拉活扯”。前面说阴阳、太极、八卦图形来自创世大神盘古(而且还是女阴、男阳形象和符号),后面又说阴阳、八卦、太极学说来自原始天文观测活动,而且年代、时代还相距甚远,这就不仅仅是“生拉活扯”了。在同一本书中,作者还说:“易在周文王时代,与伏羲阴阳太极图腾相结合,产生了系统化的 易体系,从此成为科学与宗教之源”(宋太庆著《中国时代》215页)。阴阳、太极并非“图腾”,这是常识。与“阴阳太极”相结合的“易”指的是什么呢?按一般理解,“易”或“易学”是包含阴阳、太极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内的,所以“易”与阴阳太极相结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说这种结合“产生了系统化的 易体系”就更是莫名其妙。如果“易”仅指八卦符号或《周易》之卦爻辞,其与阴阳太极相结合“产生系统化的 易体系”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至于说易经、易学“是世界科学与文化的鼻祖”、易在科学上“揭示出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字0、1来描述的世界数学图式”、“易、太极、八卦与现代世界科技与知识相结合,正在形成系列新兴学科群和知识学科群”(宋太庆著《中国时代》215―216页、234页),也是神吹。
   陈志良先生在一本书中借孔子之口说:“伏羲创易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通万物之情。这只是作易的准备。真正创作易,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的”(陈志良著《与先哲对话――世纪转换中的中国与传统文化》47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这段话的基础和根据显然来自《易传・系辞》:“古者包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根据原文,显然得不出伏羲真正创作易“都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的”这一结论,而且也不会是孔子的思想。《易传》反映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没有疑问的,但其中涉及易的来源、本质之言论可以说都不支持易的创作“是以人为主的”。如《系辞》开篇即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等,均是说天地日月(乾坤)为易之始、之本,而男女(人)在其次。一般认为《易传》中的“子曰”即引述孔子之言。《系辞・下》第六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阳之德。”可见,易之始、易之质实为天地、阴阳(此处之“阳物”、“阴物”非指男、女生殖器)。易学乃象数理三者内在统一之学,无象则无数、无理。《系辞》怎么论“象”呢?它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于乎富贵……”,又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可见天地、日月、四时才是易学之根、之本,而“人”在其次。《系辞》又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这个生成系统也明确指出易之始之本在于阴阳以及混沌未分之宇宙,而人事在其后。按“易”字形义,为日月、阴阳(《说文》:“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按古人理解:“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五)。《说卦传》论八卦的象征意义乾天坤地、艮山兑泽、离火坎水、震雷巽风,以及后天八卦方位“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于乎离,致役乎坤……”等均是言天地万物、四时,而不是“人”,是皆常识。陈先生同一书中还借孔子之口说:“一般人占卜求吉凶求成败,君子占卜非为私欲,乃通天地之变,求天地人的运变大势。当然,君子也占小卦,但占小卦,问小事,仍然是通天地之变。为什么呢?君子占卜,不仅问结果如何,而且进一步问应当如何……”(陈志良著《与先哲对话――世纪转换中的中国与传统文化》48页)。好象占卦也有“血统”问题,君子无论占什么事都是“通天地之变”而小人则总为“私欲”,真是笑话!占卦是根据卦爻象、卦爻辞来判断吉凶、作出选择,无论君子、小人,卦爻辞都指示着该(要)怎么做,不该(不要)怎么做。难道八卦符号、卦爻辞还要根据占卦人的“血统”而随机应变吗?对于小人,卦爻辞要自动隐藏起来而不回答人家“应当如何”吗?

王存臻、严春友先生构思了一个“宇宙太极八卦定律”,称“无极即绝对全息统一场,由无极衍生出来的太极即有限(宏观上有限,微观上无限)相对全息统一场,由太极依次衍生出来的两仪、三气、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十干、十一气、十二地支……直至六十四卦乃至n卦,从根本上来讲,都是气或曰场的代名词。简言之,宇宙场是一分为n的。这种称为宇宙太极八卦定律”(王存臻、严春友《宇宙全息统一论》43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这段话存在的问题有:①在中国古代文化或易学中,只有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而不存在“太极依次衍生两仪、三气、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十干、十一气、十二地支”这种思想。②“四象”在易学中指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属性或其代号( ),也指四方、四时,“四象”生五行(五时或金、木、水、火、土)还勉强可附会,但“四象”生七星(北斗七星)、十干、十一气(不知所云)、十二地支或“九宫”(指九宫图、洛书或“太一行九宫”之天象理论)生十干、十一气、十二地支之类就荒唐了。③中国的《易经》和太极八卦理论中并不存在自“太极”始可以一直生出n卦这种理论,虽然邵雍和朱熹曾经将太极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方式理解为“一分为二”式,可以生出n卦(n为成倍增加之偶数),但这是一种没有依据的错误的理解和猜测(参见拙稿《中国国学大师之马失前蹄》)。④将“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十干、十一气、十二地支”等都理解为“是气或曰场的代名词”是不当的、错误的乃至荒谬的,如(北斗)七星是七颗恒星,十干、十二地支为纪时或计量单位,不是作者所论的“气”或“场”。⑤“宇宙场是一分为n”的,也是没有依据的说法。王、严两先生在他们的书中讲“八卦分伏羲八卦、先天八卦和文王后天八卦三种”,这是不当的,因为先天八卦就是伏羲八卦、伏羲八卦就是先天八卦。又说“再把八卦按一定次序相互排列,便产生出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卦象象征着‘道’的各种形式,是由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反映了宇宙和人类的所有情况”,其不当至少有二:①八卦按一定次序两两相重才得到六十四卦,而不是“按一定次序相互排列”。②这里所说的“道”显然不是指儒家道统之“道”,而是《老子》书中所言及的“道”,说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征着“道”的各种形式,是不恰当的,二者各是一种宇宙观系统、概念系统和范畴。又说“阴阳八卦中那些先天的模式决定了宇宙万物的先天构造,而那些变化万端的排列组合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显现”以上引文均见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2―3页)。其不当有二:①阴阳八卦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的一种解释模型,它不可能决定宇宙万物的先天构造。②《周易》和阴阳八卦本身并不存在“变化万端的排列组合”(吕绍纲著《周易的哲学精神》293―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只是六十四卦卦爻象及卦爻辞可以与万事万物相比附。他们在同一书中还说“《周易》讲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其中“无极生太极”是错误的,不是《周易》所有(吕绍纲著《周易的哲学精神》)208―216页),而且“太极生两仪”段也非《周易》所有,而是见于后来的《易传》中。又说“宇宙太极八卦定律首次从气或场的角度揭示了宇宙一分为多的规律,并从这一新的角度首次在一定层次上揭示了太极八卦的神秘面纱,证明八卦原理不仅揭示了64种气或场的运动规律,而且隐涵着n种场即无数种遵循八卦原理的场的运动规律”,其中当然存在着多重错误和不当,不再赘述(以上引文均见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435页)。

马建勋先生在《圆点哲学》一书中说:“太极图主要显示的是阴阳两分法。太极八卦图中的每一卦都是宇宙循环在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里的展现,从时间发展的弯度看,每一卦都构成一个半圆,每一对复卦,就构成一个整圆。而整部《周易》用以涵盖万象的六十四卦,三十二对复卦,实际上呈现了一个更大维度的‘圆’。应当指出的是,黑白各半的太极图将事物一分为二,多少有点绝对的、机械论的弊端”(马建勋著《圆点哲学》4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这段话存在的问题有:①太极八卦图中与太极图相配的八卦为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圆图的结构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说卦传》),凡对角线上的卦,其意思相反、相对,阴爻、阳爻完全相异(故称对卦、对易,三国虞翻谓之“旁通”,明人来知德谓之“相错”),而与“宇宙循环在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里的展现”没有什么关系。②宋人邵雍按太极“一分为二”生八卦的方式画出先天八卦小横图后自乾至坤标出顺序号,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个顺序在先天八卦圆图中表现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为一逆时针旋转方向,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一顺时针旋转方向,有些易学者将之比附为天、地相对运动模式,但八卦中的每一卦仍然不是“宇宙循环在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里的展现”。比如乾一位于正南,可以说宇宙在这时表现为天(乾),但不能说按逆时针方向转至兑二东南位,宇宙就表现为泽(兑),再转至离三在正东,宇宙就表现为火(离),又转至震四东北位,宇宙就表现为雷(震)。③“每一对复卦”、“三十二对复卦”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按作者的意思,“复卦”可能指的是“覆卦”或“对卦”。覆卦亦称反覆、反易、反卦,“覆”是颠覆、颠倒的意思,即将一卦的三爻或六爻之爻位完全颠倒过来得到另一卦,这样的两卦即为覆卦,如八卦中的兑( )与巽( )、震( )与艮( ),六十四卦中的屯( )与蒙( )、需( )与讼( )等。对卦是两卦的爻画完全相异,如八卦中的兑( )与艮( )、震( )与巽( ),六十四卦中的乾( )与坤( )、颐( )与大过( )等。“复”是重复、反复的意思,八卦中没有“复卦”,六十四卦中的“复卦”指的是 ,有往复、反复之意,在十二辟卦中表示十一月,冬至一阳来复,故复卦卦辞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八卦、六十四卦中没有成对的什么“复卦”。④因为一对覆卦(或对卦)在卦象或含义上可以表示正反、阴阳之意,故在哲学的意义上也可以认为它们构成一个“圆”,但《周易》六十四卦或将其分为成组成对的覆卦、对卦,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更大维度的‘圆’”(只有伏羲六十四卦图构成一个圆)。⑤认为“黑白各半的太极图将事物一分为二,多少有点绝对的、机械的弊端”也是错误的。中国的太极图和阴阳学说表达的恰恰不是“绝对的、机械的”思想观念: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阴阳两仪)是阴中有阳(黑白中的鱼眼为白)、阳中有阴(白鱼中的鱼眼为黑),表示阴阳只是相对的、互相包含的,可以变化的。太极图中阴仪由小渐大直至阳仪出现、阳仪又由小渐大直至阴仪出现,这正是阴阳、矛盾可以相互转化的形象写照,与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也非常吻合。太极图阴阳两仪相互追逐也被人们理解为可以表示事物发展的循环往复。这些思想都是有关太极图和易学中的常识,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中的重要观念。

亢亮、亢羽先生在其著述中说:“在地球上大多数地区还处在蛮荒时代,在中国的黄河、洛水先后发现河图和洛书。这种以马身和龟背上的数字化的有序的星点排列,奇妙地对应着天象和大地的阴阳。最早的宇宙全息的理念,在中国的先祖们的认知中产生了……伏羲氏创立的先天八卦,严格遵循着河图。周文王推衍出的后天八卦,严格对应着洛书”或云“伏羲由此启示画成八卦(先天八卦)。后来形成《周易》,对应洛书的也称后天八卦”(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1―2页、2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关于河图、洛书的来源、本义,无论古今都有种种说法、猜测,出于黄河马身、洛水龟背“数字化的有序的星点排列”无疑属最妄诞者,作者竟以为立说的事实基础,谬误之一。将太极、阴阳八卦与现代学术中的“宇宙全息”相联系,尚可理解,但说河图、洛书是“最早的宇宙全息的理念”则为谬误:历史上无论何种河图、洛书图,其与阴阳八卦都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形式上的相似性联系也不存在;作者所论河图、洛书当指宋人刘牧、朱熹所传黑白点阵图,即使据文字分析,它们也只能上溯至汉代或《易传》。以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为“宇宙全息”之始,这是谬误之二。先天八卦严格遵循着河图(或谓伏羲画八卦据河图)、后天八卦严格对应着洛书,这是谬误之三,因为古人虽然曾将先天八卦与河图、后天八卦与洛书凑合成一图或有种种立说但不过牵强附会而已(参见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第二章,中国书店1999年1月第1版)。二亢又说:“如果说《易经》中所揭示的阴阳两仪代表的是线,那么所生的四象即22的数则是面。而‘四象生八卦’,这八卦23则是三维空前。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囚于里在气功态下所演的《周易》即后天八卦,是26,对应六维世界,它之尚难以透悟深识,是六十四卦的六维世界,与人类知识尚处在四维之中的人文时代的认识差距是历史必然”,此外,生物遗传密码、“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物理学上的音响、色谱等也都严格对应着《周易》的六十四卦,即26的六维空间”(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2―3页,217页)。在《易经》和阴阳八卦学理中,“阴阳两仪”指的是天、地或阴阳二性、阴阳二气均不是“线”,“四象”指四时、四方或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属性,“八卦”指八种基本物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爻可以象征和指代万事万物,均处于四维时空中,而并无一维、二维、三维、六维之别。六十四卦与生物遗传密码、元素周期表、音响及色谱之间的联系都是似是而非、牵强附会而已。这些认识推论的逻辑是:六十四卦与现代科学中的种种事物均有联系但又不能确证,于是六十四卦高深异常,超越现代科学和现代人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于是3000年前的周文王便只能是在气功态下推演《周易》及六十四卦。这种研究是两头不落靠,都凭臆想。另外,说“《周易》即后天八卦”也是一常识性错误。

张启亮先生主编《宇宙星象探秘》说“《周易》是用符号的形式记载了占星术的成果,即用六十四卦代替星座。宇宙的变化,表现在六十四卦上,犹如天象表现在星座间一样”,前面用“据认为”但没有说明根据何在,后面又用“可以说”主观论定(张启亮主编《宇宙星象探秘》引言2页、正文189页,气象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但都是没有根据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周易》卦爻辞都不能说是“记载了占星术的成果”,虽然其间也有“占星术的成果”。说“六十四卦代替星座”、代表星座,更是无据,它们代替或代表了哪些星座呢?说“宇宙的变化,表现在六十四卦上,犹如天象表现在星座间一样”也不妥,将六十四卦对等于星座,但“宇宙”却不对等于“天象”,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该书又说:“阴阳说源自《周易》,《易•系辞》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仪即阴阳。这是阴阳说的原始表述……”。其中也有不当之处:说《易•系辞》表述了阴阳说则可,说阴阳说源自《易•系辞》则不妥。阴阳说的源头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参见拙稿《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周易》。该书又说:“《周易》原本是记载八卦占卜的一部资料书,其阴阳八卦说原是一种根据卦象数理来占卜的占星术……”。说阴阳八卦说“是一种根据卦象数理来占卜的占星术”是没有根据的;阴阳八卦理论可与占星术相比附,但并不等于是占星术。该书又说:“八卦的阳爻‘――’与阴爻‘― ―’三重叠的形式有得‘天数’‘天制’的含义”,并引“天有三光,日月星”(班固《白虎通•封公侯》)证之。这个说法也不妥:古之“天数”指天文历数,而非仅指日月星三光。八卦的三爻其基本义理是象征天、地、人三才而非日月星三光,所以说其得“天制”也不当。该书又说:“八卦图的表面形式无非是一个大圆圈中绘制两条‘阴阳鱼’和二十四画阴阳爻组成的规则图案。”八卦图中只有二十四画阴阳爻组成的八卦,而无“一个大圆圈中绘制两条‘阴阳鱼’”,若有后者,但是太极图、八卦图合为一图。该书又说:太极八卦图“其中心图案的圆,象征太极;里面两条阴阳‘鱼’代表天地,表示‘太极生两仪’;中间游动的曲线意味着旋转运动与生生不息;由两仪而演出坎离震兑四卦居于北南东西四正位,即‘两仪生四象’;由四正又演绎出‘四维’,即乾坤巽艮四卦居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四角”(以上引文均见张启亮主编《宇宙星象探秘》188―190页)。这个说法后面部分是错的:与太极图阴阳变化相合相配的是先天八卦图,其四正位为乾坤离坎四卦,四维为震巽艮兑四卦,而坎离震兑居四正、乾坤巽艮居四维的八卦图为后天八卦,并不与太极图相合相配(彝文文献中有这种配置,但在《周易》之学中是讲不通顺的),也不能演绎《易•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义理。
  赵国华先生说:“古人用龟甲推占吉凶的方法,首先是根据半坡鱼祭祭坛布局的数据图‘河图’,用乌龟背甲中央一列脊甲板代表‘五’,左列四枚肋甲板由上而下分别代表‘九’、‘四’、‘三’、‘八’,右列四枚肋甲板由下而上分别代表‘一’、‘六’、‘七’、‘二’。这就是后世广泛运用‘河图’数据却称作‘法龟文’的秘密所在”(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这里所说的推占方法完全是一种猜想,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而且将九数图视为“河图”、将十数图视为“洛书”(即宋人刘牧观点)也是错误的(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赵先生又说:蓍草因其枝叶十分茂密,可能被先民作为象征女阴、祈求生殖繁盛的圣物,“所以古人特别选定它的茎用以占筮。最早的筮法也十分简单。卜师从乌龟背甲的裂纹找相应的表示数,要取六个数,就要将乌龟背甲一次又一次烧灼,就要将龟象显示的数一次又一次记录下来,然后再据以推断所问事的吉凶休咎。卜师记录数字的方法,便是用长短两种蓍策摆成表示数字的抽象鱼纹。这即是《左传》所说:‘龟,象也;筮,数也’”(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40页)。这段话存在的问题有:①说蓍草象征女阴无据,进而据此论证卜筮与生殖崇拜有关也是无据。②“卜师从乌龟背甲的裂纹找相应的表示数”

记录下来,据以推断吉凶休咎也是一种猜想,没有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支持。③卜师用长短两种蓍策记录“龟卜数”(实际不存在这种“数”)也是一种臆想,没有文献和考古材料支持。④用蓍策记录“龟卜数”摆成抽象鱼纹更是无据:赵先生所论抽象鱼纹基本上只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而该文化并没有发现龟卜的证据;史前墓葬龟甲主要见于贾湖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这些文化都不见抽象鱼纹,历史时期商周龟甲占卜亦与抽象鱼纹无涉。⑤《左传》“龟,象也;筮,数也”,一指灼鱼卜法据裂纹断吉凶,一指用蓍草起卦,据卦象和筮数断吉凶(如《周易》大衍筮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亦是古代占卜之常识。赵先生又说:半坡晚期卜师用“一”根长蓍策表示“三”,以一根短蓍策表示“―”,“按需要组合出更为抽象的鱼纹,用来表示‘龟’象所暗指的‘数’。这些完全直线化的更为抽象的鱼纹,成了传至今日的八卦符号。从半坡鱼祭祭坛的布局图发展出龟象筮数结合的占卜,意味着原始八卦从此诞生了”(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40页)。这段话存在的问题有:①半坡晚期卜师用一根长蓍策表示“三”,以一根短蓍策表示“―”是一种猜想,没有文献和考古材料支持。②用蓍策“组合出更为抽象的鱼纹”也是猜测无据。③“……用来表示龟象所暗指的数”是双重错误:一,半坡类型中没有龟卜的证据;二,龟卜是据裂纹(“象”)以断吉凶,而不是据“数”。④半坡抽象鱼纹“成了传至今日的八卦符号”当然也是无据。⑤“从半坡鱼祭祭坛的布局图”一句也是多重错误:一,半坡鱼祭祭坛及其布局图无据;二,“……发展出龟象筮数结合的占卜”无据;三,“原始八卦从此诞生了”无据。赵先生又说:“古人卜筮以数为据,数出自象,象数本来统一。今人虽然能够见到出土甲骨,但不会辨象,只会认数,遂将甲骨上契刻的数字简单称为‘数字卦’。这其实是不确切的”(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41页)。“古人卜筮以数为据,数出自象,象数本来统一”混淆了龟卜与筮占:龟卜不是据数断吉凶,筮占是对八卦的利用据卦象和筮数断吉凶,故龟象与筮数不能混为一谈。易学中的“数出自象”、“象数统一”是指易数来自天地、日月、世上万物这种大象以及八卦卦象与易数的统一而不是“龟象”与“易数”合一。商周数字卦与有些龟卜兆象虽然可能同为一事而产生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亦无内在联系依据,故“数字卦”之说是成立的、恰当的。
  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说:“《易》八卦的两种特性以探究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为基础。它把阴阳作为一切事物的基本矛盾,同时又把奇偶律作为自然数中的基本矛盾,并且认为两者间存在许多共同点”(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48页,东方出版社中心1999年2月第1版)。按作者意思,“《易》八卦的两种特性”显然是指“阴阳”与“奇偶律”,但是说二者“以探究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为基础”则莫名其妙。到底是说“阴阳”、“奇偶律”来自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呢,还是说“阴阳”、“奇偶律”是认识、分析天地、万物和人事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工具?所谓“奇偶律”不过就是指自然数非奇即偶、非偶即奇,它根本就不能成为“《易》八卦的两种特性”之一。若论“《易》八卦的两种基本特性”,除了“阴阳”外,似可以“天、地、人”三才凑合,因易学乃三才之学,八卦三爻分别象天、地、人三才。该书又说:“河图、洛书出现之后,被人们逐渐与阴阳五行观念联系起来,演绎出《易经》,逐渐被复杂化、神秘化了”(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124页)。《易经》不是据河图、洛书演绎而来,也不是据河图、洛书与阴阳五行观念结合演绎而来,这是常识。所谓伏羲则河洛画八卦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能作为论证的事实依据。该书论及《易经》、阴阳八卦之处甚多,问题也多,笔者在《评〈中原神话论〉》中已有一些分析,这里仅举两例,不必细述。
  李万福、杨海明先生著《图说文字起源》一书中有一幅伏羲画八卦图,伏羲手持毛笔,面前的八卦方位是:乾( )西南、坤( )东北、震( )东南、艮( )西北、兑( )居正东、离( )居正西、巽( )居正北,正南卦画不清(按八卦八方应排坎但卦画不清,中爻似为断线― ―,与坎卦 不合)(李万福、杨海明著《图说文字起源》81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这个八卦方位完全是乱画,与中间的太极图也不相配。《中国文物报》曾刊载一幅宋代亚字形八卦铜镜图文:其八卦按四方位分布,左边为艮( )、震( )并排,上边为巽( )、离( )并排,右边为坤( )、兑( )并排,下边为乾( )、坎( )并排,正合《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方位,为后天八卦图。王连根先生将其理解为“分别是观卦对颐卦,睽卦对大有卦”是不当的(王连根《宋代亚字形八卦纹铜镜》,《中国文物报》2003年8月6日)。程志方先生在评述十月太阳历发现的意义时说:“通过对《易经•河图》八卦具体构造的分析证明,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它的十个数就是我国古代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是十月太阳历的一种表述形式”(程志方《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普珍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其不当之处有:①《易经》中有部分文字被认为与河图有关,但并无“河图”章,所以《易经•河图》这种写法是错误的。②“河图”中没有八卦,二者互不相属,所以“对《易经•河图》八卦具体构造的分析”是错误的。③无论先天八卦或是后天八卦,并不存在什么“十个数”,故云其是十月太阳历的一种“表述形式”无所依靠(十月历的发现者、研究者认为河图、洛书的十个数与十月历有关,而非八卦有什么“十个数”)。
  何新先生说:河图书就是鳄鱼和穿山甲“这些爬行动物的背甲花纹,古人以为神秘,涵有数理,并以为占卜没图的神秘用具。龟、鳄上古人认为属于同类。所以龟甲卜,应起源于鳄甲卜。商周以后鳄类中原稀见,用龟遂取代了鳄”、“所谓河图,据说在龙马背上,又是八卦起源。其实可能是指扬子鳄背上那种很整齐也很有规则地排列的鳞甲图案……”、“河图――龙马,实即鳄鱼背甲的花纹。其形以8―9为数,呈网格分布,像九宫图。所以古人以为神秘”(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9页、329页、341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这些说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①说河图是“爬行动物的背甲花纹”是将未经证实或不可证的神话故事当作事实,故不可取。②说鳄鱼和穿山甲之背甲花纹为古人占卜没图的神秘工具是没有依据的,也不为考古材料所证实。③说龟甲卜起源于鳄甲卜也是无据,也不为考古材料所证实。④说河图即鳄鱼背甲的花纹,其形以8―9为数,象九宫图,是将河图、洛书(九宫图)混为一谈,而且与鳄鱼背甲花纹相比,也是牵强附会。何新先生又说:“汉人依据《易•说卦》所传古法,以八卦作为八方的符号,其中东方震、南方离、西方兑、北方坎,叫做四正。东南巽、西南坤、西北乾、东北艮,叫做四维。与其相配的乙图,就是著名的九宫图,亦即河图洛书”(何新著《诸神的起源》288页)。这里又是将河图、洛书混为一谈。
  关于河图洛书,还有不少随意或离奇的说法。如:田昌五先生说“所谓河图洛书,就是龟甲上的斑点和纹路。传说河中有白马负图而出,指的仍然是鲧”(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139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王红旗先生说“河图的最早涵义乃指黄河的地貌或河道图”,洛书“最初也是指洛书的河道图,当年大禹治水时来到洛水之滨,有一只神龟从水中爬上岸来到大禹身旁,它的背上有一幅图书被称为洛书,神龟献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帮助大禹治水”(王红旗《汉以前的中国地图及其测绘》,《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徐宏达先生认为河图是伏羲氏从漉河中所得非人工的而是一天然玉石半透明圆球,内涵最简单的图(即山上山下相联抱合的“连山立体图象”),但从中可以显示出易之根本理论和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次序、方位之象”(徐宏达《立体太极两仪图与现代科学的关系(续)》,《潜科学》1995年第5期);朱渊清先生认为“传说中的河图洛书也就是龟甲卜兆之象。这是一则古老的传说,说的是黄河之上曾出现了背负图象的龙马,洛书之滨曾出现了背负文字的神龟”(朱渊清著《周易探秘》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亢亮、亢羽既言“这种以马身和龟背上的数字化的有序的星点排列,奇妙地对应着天象和大地的阴阳”的河图洛书出于中国的黄河、洛水,又认为“中国古老的揭示天的河图,揭示地的洛书,都有明确的表征。河图录下的是,宇宙气旋的旋臂。洛书反映的是气在大地上运行的S形、8字形轨迹”(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1页、8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提2月第1版);顾颉刚先生说“河图不知是什么东西,也许是黄河的图,也许是河中找出来的一块玉石,上面有些图画的纹理的”(《古史辨》第7册(中),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袁轲先生猜想说“河图:治水地图”(袁轲《古神话选释》303页注释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赵国华先生认为河图是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鱼祭祭坛布局图即今传洛书图(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33―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或以古代神话故事为史实,或脱离易学背景胡乱猜测,或则牵强附会以逞已意,都远离易学中河图、洛书图式的实际。
2004年9月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做了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其中论及《易经》对中华文化的消极影响,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学术界也引起一场争论。杨先生这个报告也存在一些易学方面的基本问题。他说:“《易经》大家知道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文献,据说是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叫连山,商朝有了比较晚一点的归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易经》”,一般是指《周易》古经即按“乾、坤、屯、蒙……”次序排列的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也有人将《周易》古经和儒家所作《易传》合称为“易经”,而仅将《周易》古经称为“《周易》”。无论哪种叫法,都不能将夏朝的《连山》易称为“最早的《易经》”:《连山》、《归藏》、《易经》(《周易》),三易名称不同,卦序不同,所表述的思想文化内涵也不同;《易经》特指“周易”,而不是泛指古代易学、易著。杨先生又说:“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国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以六十四卦都有卦符。”这个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关于八卦起源中的一种观点即八卦起源“占卜论”,但它是没有依据的。杨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归纳法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这都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之一。说《易经》和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推演式的思维方法”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一,利用《易经》占卦、判断吉凶并发展起来一系列“预测”方法、系统,主要就是一种推演法,这一点在杨振宁教授作报告后已有易学界人士指出。其二,《易传》所言宇宙生成体系“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其思维方法也是推演式的;邵雍和朱熹等人认为“六十四卦”之后还可以继续按“加一倍法”发展下去,生成一百二十八卦、二百五十六卦等等,以此理解太极生八卦及宇宙万物的由来,这思维方式也是推演式的。其三,众所周知,易学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人人有太极,物物有太极”(朱熹语),乃至将阴阳五行八卦推及于万事万物。古代医学、军事、政治、物理、天文、化学(炼丹)、音乐等等学科与易学相关都是在此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当然很明显这是一种“推演式的思维方法”所导致。可以认为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与归纳法相关,其后则不缺推演法。杨先生又说:中国古代的“天一合一”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等“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说“天人合一”观念起源于《易经》,这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在古人眼里,易象、八卦来源于对天地日月、世界万物的观察和模拟;八卦、易学虽是“天、地、人”三才之学,但它们绝不会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而只是古人据其对天地日月、世界万物的认识而拟构,所以“天人合一”观念必在先,八卦学理必在后。杨先生又假设汉语、汉字的单音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古文“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申延”。这些看法也不能说是有依据的:即使将《易经》卦爻辞断定为文王、周公所作,但它的年代也不会早于商周甲骨文、金文,而无论单音或用词省俭的特点,最早可追溯至甲骨文、金文而不是《易经》。据笔者理解,中国早期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甲骨、青铜器、简椟,刻铸不易,这可能是形成汉语单音及古文用词省俭特点的原因之一。
  杨振宁作《〈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报告之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论,有人认同,也有人批评。在学者们的讨论中,仍然随处可见有关《易经》八卦方面的常识性、知识性错误或者有欠严谨、科学。这里以《文汇报》发表的两篇文章为例:浦家齐先生的文章《〈易经〉与传统文化的检讨》(《文汇报》2005年3月26日)我认为谈得非常好,大体上完全认同其基本观点,但有关《易经》的一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该文说“在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中,唯有《易经》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对自然科学影响较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另一部同样重要的经典《老子》也以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和认识而著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宇宙生成观。浦文又说:“《易经》中的太极图只含阴阳二仪,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易经》中是没有太极图的:古今都有学者认为太极图来自远古伏羲时代,但《易经》中是没有太极图的,至多只能说二者是有关联的;今日易学界的主流学者如朱伯昆、李申等,他们认为太极图、河图洛书等易图都是对易学中有关理论、观念的图解,远远晚于《易经》而产生。浦文又说:“《易经》后来按照道教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这个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上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从孔子和先秦儒家作《易传》开始,基本上都是儒家或在儒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而道教并没有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自东汉魏伯阳开始,易学中的一些观念、道理、术语被引入道教教义、炼丹和养生学中,但谈不上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宋、明理学继承了一些道家、道教的东西,但它是按儒家的需要而不是“道教的需要”而对来自道家、道教的东西作了改造,当然它们更没有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据吕绍纲先生和笔者研究,《老子》思想、道家易、道教易上承殷易《归藏》,而与《周易》、《易传》、儒家易学各是一路,宋、明易学才是二者合流,但应是儒家接受了道家、道教中传出的一些东西(吕绍纲《〈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江晓原先生在《〈周易〉与科学没有关系――兼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文汇报》2005年3月26日)一文中将“《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均称为方术是不当的:虽然《周易》、阴阳、五行、八卦均与方术发生关系,但以“方术”概言之是错误的。该文又说:“《周易》体系,原是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的一个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周易》作为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它恰好有符合二进制的地方,这并不能便它因此就具有‘科学’的身价……”。说《周易》是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其核心和基本构成《周易》六十四卦与卦爻辞均不是“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六十四卦符号不是数,与二进制可以联系的也不是《周易》六十四卦序,而是邵雍先天易、伏羲六十四卦图。
  陈忠来先生说:“象最早的巫卜八卦及其演绎出来的八八六十四卦,也不过是用来判断吉凶,教人避害趋利……”(陈忠来著《太阳神的故乡――河姆渡文化探秘》216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蒋书庆先生说:“殷周数字卦符号的发现,说明八卦符号及其起源的确与记数方式有关,也说明伏羲画卦由数起的传说是可信的”(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41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月第1版)。李零先生说:双古堆汉简《易经》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同时也证明,传本《周易》以“――”表示阳爻,以“― ―”表示阴爻的做法,实际与以往的各种推想和猜测无关,它只不过是“――”和“八”两个数字符号的变体而已(李零著《中国方术考》242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冯时先生说:“易卦不仅从原理上讲是本之筮数,而且就连书写形式也与古代数字无异”,认为“画卦实为布数之为”;又说:“可以肯定的是,今本《周易》的阴阳爻卦画乃由数字演变而来,这说明,由于文明的发展使得筮算价值的的降低,或者演式一类风气的盛行,都可能使数字爻与阴阳爻卦画最终合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66页、3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认为八卦起源于巫卜、数卜、记数符号或殷周数字卦,这些认识广泛流行于学术界,但是通过对相关材料和认识的分析可知,这类认识都是不能确证的,可以认为是无根无据的(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界的学者一般都接受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或者在面临相关或可能相关的考古材料时不能使研究深入下去,因而继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认识,举例而言:
  逄振镐先生说:“八卦的起源当与龟卜有关,而龟卜最早始于东夷人,是东夷人的发明创造。”但是他对此并未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其论述过程云:“《寰宇记》云:‘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易•系辞》亦云: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于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文,即纹。龟亦属鸟兽之类’。‘观鸟兽之文’,即观察龟背甲之纹样,‘始作八卦’,画出八卦之图。如此,则伏羲画八卦当与龟、龟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又云:“从大汶口文化时期起,东夷人可能已把龟和龟甲作为一种通神灵、知吉凶、未来先知的宗教神物而随葬于墓葬之中,成为一种埋葬习俗。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龟甲可能就已经作为宗教占卜的龟卜而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时期许多卜骨的出现,殷商时期大量卜甲卜骨的发现,都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原始八卦的起源,当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为中国古籍中众多类似神话资料之一且年代属于较晚近者,不可据信;释“观鸟兽之文”为伏羲观察龟背甲之纹样而画出八卦之图,也属牵强附会。故论八卦起源与龟、龟卜有关实为无据。殷商时期卜甲卜骨虽然与史前时期墓葬龟甲及卜骨有文化上的承传关系,但无论殷商甲骨或史前甲骨都非八卦之源,既无学理上的支持也无考古证据。逄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出土镂雕象牙梳雕刻图案的释读有开创之功,也有可取之处,但尚没有切合该图案的实际,如将15组三画线纹构成的“8”形和“S”形都视为“S”形是其疏漏,故其对该图案的释读和理解也未能深入(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张得水先生说:“如果说贾湖裴李岗墓地出土的刻符龟甲、龟腹石子属孤例的话,那么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随葬龟甲再一次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卜卦。”又说:“八卦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卜筮文化,其中龟卜是其重要的占卜方式……尤其是安徽含山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的八卦占盘与玉制龟甲同出一处,证明龟卜文化与八卦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着直接联系。同时也说明,八卦起源于巫师的卜筮活动”(张得水《新石器时代典型巫师墓葬剖析》,《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张忠培先生在多篇文章中称史前墓葬龟甲及含山凌家滩出土刻纹玉版为“卜卦器具”、“占卜器具”,如1997年论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为卜卦器具(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称“含山凌家滩伴出钺和占卜器具的M4随葬品丰富……”(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1998年说“凌家滩M4随葬的玉质卜卦器具……”(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2000年又称大汶口文化、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墓葬龟甲为“卜卦器具”(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这些说法都是将史前墓葬龟甲及凌家滩出土刻纹玉版(张得水先生所称“八卦占盘”)视为占卦器具,而且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但它们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张忠培先生在《窥探凌家滩墓地》一文中引述了三个方面的依据以证其观点:一是俞伟超认为含山玉版是卜卦器具,二是张忠培自己对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的认识,三是有关学者对贾湖墓葬龟甲的认识(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关于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张先生引述了他自己的讨论:“至泉护村遗址西阴文化遗存二期之时,在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及与其相关文化的居民,已存在卜卦。依定年代较晚的含山凌家滩M4出土的玉龟为卜卦器具之说,似乎亦可将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一些墓中随葬的龟甲视为和玉龟功能相同的器物”(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依据的仍然是俞伟超先生对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玉版的认识。关于贾湖出土龟甲及目前所知史前墓葬龟甲,目前尚无证据或依据能够说明它们是用于占卦;即使它们用于占卦,其前提也是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不是证明八卦起源于占卜、龟卜、数卜(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因此下面我们考察一下俞伟超先生对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刻纹玉版的研究和认识,看这种“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张忠培语)、为“卜卦器具”的意见是否正确。
  俞伟超先生说:“这件玉龟甲,应当是一种占卜用物。所以作出这种推测,一是在于其形态的功能分析,二是在于龟卜在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事实”。因为玉龟背、腹甲不仅中空,而且有可供穿系绳索加以固定的钻孔,所以俞先生推测:“要把两半玉龟甲合合分分,应该是为了可以多次在玉龟甲的空腹内放入和取出某种物品的需要。即当某种物品放入后,人们便会用绳或线把两半玉龟甲拴紧,进行使整个玉龟甲发生动荡的动作(例如摇晃),然后解劝开绳或线分开玉龟甲,倒出并观察原先放入的物品变成什么状态?”由于商周时期龟卜成风,所以俞先生认为凌家滩玉龟甲也是“占卜用物”。进一步推测:“凌家滩遗存的龟卜方法。大概是先由巫师(或祭司)当众口念占卜的内容,然后在玉龟空腹内放入特定的物品,固定玉龟,加以摇晃,再分开玉龟,倾倒出放入的占卜物品,观其存在的形式,以测吉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最早期的龟卜方法”(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总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9月版)。玉龟空腹内放入什么物品呢?据发掘简报,玉龟和刻纹玉版出土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二者均放置于墓葬死者的胸部,玉龟腹甲在上、背甲在下,玉版被叠夹在背、腹甲之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时期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 期)。但是俞先生所说玉龟空腹内的占卜物品显然不是玉版,因为玉版为长方形在玉龟甲内无论怎么摇晃,它都不会改变形状和位置。可以考虑玉龟甲内放置贾湖和大论口文化墓葬龟甲中那种小石子或类似物品,但其占卜法也不证明八卦起源,上已述及。关于刻纹玉版,俞先生推测其周缘的钻孔“暗示出玉牌本是缝和钉在另一个物品上的”,但玉版的含义是通过上面的刻画图案表现出的:他认为其中心的八角形图案是太阳的象征;其外围一周的八个圭形箭标,俞先生称为“树叶形图案”,为社树即社神的象征,用来表现“八方的土地”。所以玉版“整个图案是在表现天地的总体,即是宇宙的象征。在五千多年以前,这当然不可能是一种科学概念中的宇宙的描绘,而只能是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的象征。整块玉牌也就是一个被崇拜的神像”(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俞伟超先生认为(推测)凌家滩出土玉龟甲为占卜用物,玉牌为“一种崇拜物”,整篇文章都没有说它们是卜卦器具或与八卦相关。可见“得到学术界认同”的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玉版为卜卦器具一说纯属子虚乌有,张忠培先生及学术界其它相关认识亦属“空中楼阁”。
  冯时先生认为“含山玉版中央布刻双圆象天,外廓方形象地,侧呈拱形以象天穹”。其形类于由天、地两盘或天、地、人三盘组成的古代式盘太一式、六壬式或遁甲式,“天盘与地盘尚末分离,表现了比较原始的形式”,而玉龟背、腹甲皆有表示北斗斗魁或极星的钻孔,“玉龟既列太一神,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本应在演式时与玉版配合使用,用以定建八方,行运九宫”。那么含山玉版及玉龟甲作为演式器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冯先生说:“古人运式时地盘不动,只转天盘,使之与地盘上的方位与时辰相配,而天盘的旋移方法则完全仿效太一行九宫的次序 。含山玉版虽天、地盘尚未分离,但太一神却是独立的。太一神在九宫中到底怎样循行呢?伟统的做法是从坎宫(一宫)开始,自此而入坤宫(二宫),又自此而入震宫(三宫),又自此而入巽宫(四宫),所行过半以后,还息于中央之宫(五宫);然后又自中宫入乾宫(六宫),又自此而入兑宫(七宫),又自此而入艮宫(八宫),又自此而入离宫(九宫)”即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一行九宫法”(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87页、389页、3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冯时先生虽然对含山玉版与古代式盘在形式、内容上作了多方比较、探讨,却始终未能说明含山玉版作为“原始式盘”用于演式到底是如何操作、应该或可能怎样操作。不仅如此,其论述也有诸多可疑和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古代式盘用于演式时拨转天盘以便在地盘上确定方位、时辰是最基本的操作;含山玉版却没有相应的设施和动能,即使与玉龟甲相配合也是如此。其二,郑玄“对太一行九宫”的注解极其荒谬,是对古代“太一行九宫”学说的误解和乱解(王先胜《中国国学大师之马失前蹄》),故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含山玉版、判断其为原始式盘是不当的。其三,古代式盘含有洛书、九宫内容,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新石器时代含有洛书、九宫内容的含山玉版也是式盘,就象八卦在夏、商、周三代用于占筮,但是不能据此认为八卦即起源于占筮一样。其四,即使含山玉版为式盘,也不能据此认为洛书即为式图。所以冯时先生说;“洛书的本质乃是最原始的式图”是没有依据的,至于说含山玉版“太一、六壬之类尚未分离之前古式盘的一种原始形式”,其“具有的时占性质已不言自明”(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93页)也是依据不充分的。
  为什么要严谨、认真对待及运用太极八卦和易学基本知识?简单地说:因为它很重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中影响广泛深远,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之根源和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简单地称《易经》、太极八卦为中国文化之根源、“易道广大,包罗万象”不太符合实际的话)。这个判断不仅从历代易家、易著之认识可以得证,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各门学科与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易学思想之关系可以得证,而且从上述所引资料、研究亦可窥探。更简洁地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道两家乃至先秦诸子百家均受到易学、易道的深刻影响是没有疑问的。既然如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就不能不认真、严谨地对待易学问题,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不能简单化处理的。要探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谜,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易学问题;引述《易经》、太极八卦问题以证自己观点或者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之渊深、博大、辉煌,也是学人们常干的事,如前述有关著作所涉及。不严谨、认真对待易学基本知识,既不能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佐证自我观点,更无法揭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谜,使历史、考古研究深入下去。故有必要倡导中国学者严谨、认真对待太极八卦问题、易学问题。
  笔者曾经指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与考古学、考古资料基本上是隔离的”,易学家对考古材料了解甚少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考古资料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考古界的学者“因其主要精力不在易学方面甚至不接触易学或在易学方面没有较详备的知识和较深入的认识,因此他们常常错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易学资料或不能依凭考古资料在易学研究上深入下去”,认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甚至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来说,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及与之相关的远古天文历法研究、史前文化传承方式研究显然是一个关键环节,易学介入考古,是双方面的需要”(王先胜《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秒――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也曾经建议“中国的考古家特别是研究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的学者要补上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和古代天文历法这一课;中国的易学家应该将主要精力转向于研究考古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史前历史文化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解决《易经》八卦的起源、流变问题,以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养”(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这里有必要再作强调:中国先秦时期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历史和文化研究与易学之关系至关重要,前者的突破有赖于后者,而《易经》、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的真相揭秘也有赖于对史前考古材料的认读和研究,二者互相制约,也互为因果。伏羲画卦、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三皇五帝”得河图洛书等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为核心内容,因此研究中国传说时代、史前考古、史前历史和文化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也不能作简单化处理,考古学家不能不懂太极八卦和易学的基本知识。
  俞伟超先生研究凌家滩出土玉版和玉龟甲,文章的题目就叫《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认为“以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甚至仅仅应该是物质文化”,这种看法不妥,是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他说:“五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当然是以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为基础而开展起来的,也就是以欧美的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础而开展起来的。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切学苏联’,从而一方面是很快就把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提高到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另一方面却长期以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物质文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物质文化当然不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而要探索古代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又岂能不涉及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告诫我国广大考古工作者“首先应该从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要宗旨的思想包袱中解脱出来,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学资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走出了这一步,人们就会感到原有的方法是多么不足……”。这些认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张忠培先生《窥探凌家滩墓地》一文,当然也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可惜两位著名考古学家都不懂太极八卦,欠缺这方面的基本知识,致使对含山玉版、玉龟甲、史前精神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没能深入下去。

(注:为普及易学认知,特载此文,敬请作者理解。中国易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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