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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集》入选优秀论文展：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先天易图关系探讨――比利时  胡 阳、李长铎
                                      

  [文章摘要]：本文通过新建立的“莱布尼茨与伏羲八卦图历史年表”，来审视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汉学家对莱布尼茨二进制体系源于伏羲八卦图的争论。同时，对系统比较伏羲八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制具体特征异同方法也进行了分析，发现纵向比较法不揭示伏羲八卦图是不是莱布尼茨二进制。通俗地说它不揭示“父就是子”和“子不是父”这类问题。鉴于当时莱布尼茨二进制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二进制，已成为现今学术界的共识。文中建议：对于伏羲八卦图是不是二进制问题的讨论，要分清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和其他的二进制。严格区分0与1二进制、正与负二进制、A与B二进制、长短音二进制，以免在今后的研究中出现无意义的比对。
  [关键词]：伏羲、邵雍、八卦图、莱布尼茨、二进制、后接触说、碰巧说、误读说。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至今，在探讨伏羲八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制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难以辨别的问题。人们在“后接触说”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历史假设，提出“碰巧说”和“误读说”。本文重点是如何用新的历史年表，建立一个对伏羲八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制之间关系探讨的基点。对目前探讨中存在的误区，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以求在今后探讨中有一个尺度和规范。
  对于这项探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可信的历史年表，只有通过它我们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一书撰写和出版的目的，就是对现存的历史文献进行收集和考证，列出一个年表。
 根据探讨内容，年表上限始于1658年卫匡国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的《中国上古史》( Sinice historie decas prima)一书。
  
 年表下限截止1703年5月5日，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收到莱布尼茨撰写了“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 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 qui se ser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 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tilit et sur 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ciennes figures Chinois de FOHY)一文。
 年表时间跨度为45年，上限下限均有省略。共分为28个时段，分别记录了欧洲公开出版物8种，信件17封，手稿1件，记录2次。
 因篇幅有限，省略了很多信件和记录性的文献，如，闵明我与莱布尼茨也有几封通信，没有列入。据现有欧洲文献和考证，在13世纪，伏羲八卦图就已由著名阿拉伯史学家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e Beidavaei ?－1286)传入西方
 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1-1995)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中《附论：《易经》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对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争论所做的概括和总结中，发现当时欧洲汉学家在研究伏羲八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制关系上存在些问题。
 1，年表问题。当时所使用的年表，上限始于1679年，莱布尼茨完成“二进位数学”(De Progressione Dyadica)一文草稿[注1]。1703年，莱布尼茨见到伏羲八卦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年表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资料。它如同物理学中的参考系，也就是说研究和描述某一历史过程首先需要考订年表。
 2，把东西方看成两个互不交流的真空世界。德裔美籍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就曾这样写道:“两个推理的人，时间上相隔六个半世纪，而又生活在世界上相对的两端，并且从完全不同的基础出发，竟然得出了同样的顺序方案，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我们很难不感到这种吻合不是一种巧合，并且两种系统多少必定是立足于同样的自然基础之上”[1]。
 3，社会背景。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受到欧洲人尊重。由于罗马教廷与清政府在“礼仪之争”问题上激化和受欧洲殖民主义猖獗的影响，使欧洲出现排斥和抵毁中国文化的潮流，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在欧洲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中国人在列强坚船利炮威胁下，悲观的反思中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废除汉字，废除中医，打倒孔家店，口号连篇。并将儒家思想说成“封建”，将道教和佛教说成“迷信”，西学战胜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科学战胜封建迷信）成为经典。欧洲汉学家多半对《易经》的看法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样，均为“封建迷信”，与“科学”（西学）是格格不入[注2] 。故将八卦视为占卜者们用长棍和短棍两种基本原件来形成一切可能的排列与组合，占卜者们根本没有任何算术方面的研究或思考。《易经》到底是怎样一本书？法国汉学泰斗艾田蒲(ReneEtiemble，1909-2002)从伯希和那里学到到蓍草占卜后，说“丝毫没有莱布尼茨与白晋想象的意思”[2]。可见当时的一些欧洲汉学家不把八卦作为一种哲学，而是把宋明理学家们称为“占卜者们”（I ching experts），与迷信挂钩，极力洗清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的瓜葛。
 另外，《附论》通篇假设，除了葛兰言“碰巧”假设外，巴尔德（Barde.R）还提出一种所谓的“更说得通的设想”。然而，历史是没有假设。1929年，葛兰言使用社会学分析法研究中国古代史，发表了《中国文明论》(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一书。丁文江(1887-1936)对此撰文[3]，质疑葛兰言的研究方法，为“先入为主地曲意取证[4]”。值得今天借鉴。
 施忠连、李介眉等一些中国学者为了进一步证实“碰巧说”和“误读说”，使用了系统比较伏羲八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制具体特征异同方法，来判定伏羲八卦图与二进制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笔者详细研究了系统比较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原则，做一点评价，供大家参考。
 通过分析，发现上述施忠连和李介眉两位学者采用系统比较法所得结论，在历史学研究中均无有任何判定伏羲八卦图与二进制之间关系的意义。因为，所使用的方法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中叫做纵向比较法，它是上下古今的比较研究，两个比较对象不在同一时代，伏羲八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制之间最少相差650多年，这种比较研究所揭示的是人类历史总体发展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前后上下的变化的面貌，文化的演变。而非所揭示的是伏羲八卦图是不是莱布尼茨二进制。通俗地说它不揭示“父就是子”和“子不是父”这类问题。
 伏羲八卦图是不是二进制，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写出伏羲八卦图是二进制，有人撰文提出质疑[注3]。其实，目前将伏羲八卦图称为二进制的文献可见德国神学家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1639～1691)1660年在荷兰莱顿(Leiden)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书，早于莱布尼茨二进制。这就说明除莱布尼茨二进制以外，在历史中还有其他形式的二进制。如英国数学家和天文家托马斯•哈略特Thomas Hariot(1560-1621)在现存大英博物馆中数千页遗稿《数学计算和注解》（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and Annotations）中有二进制[5]；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于1623年发表的“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文章中所用“a”和“b”两个字母的组合表示的A、B、C、D、E....，24个拉丁字母（当时I和V同J和U）[6]；古印度数学家培葛拉（Pingala）以长短音节来表示二进制的两个元素[7]。
 关于莱布尼茨二进制以外当时还有其他形式的二进制，已成为现今学术界的共识。席泽宗早已明确指出“莱布尼茨并不是二进制的首创者。在莱布尼茨以前欧洲已有人使用过二进制”[8] 。
 鉴于在欧洲17世纪，莱布尼茨二进制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二进制，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只知道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只有0与1，以此为衡量伏羲八卦图不是二进制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故在此建议：对于伏羲八卦图是不是二进制问题的讨论，首先要分清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和欧洲当时其他的二进制，严格区分0与1二进制、正与负二进制、A与B二进制、长短音二进制，以免在今后的研究中出现无意义的比对。
[文章注释]:
[注1] 在德国出版的《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1966 )有这个手稿的复印本。史学家康久拉(L.Couturat)在他编辑出版的《莱布尼茨未出版的短篇作品和残篇》一书中记载了这篇文章，可参阅：R.Loosen, ZWEI BRIEFE UBER DAS BINARE ZAHLENSYSTEM UND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1958。
[注2]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端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网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注3] 李申撰《说“先天图就是二进制”才是真正的以讹传讹》一文提出质疑。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M],科学出版社，第二卷，1990 P.369
[2] 艾田蒲(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P.414
[3] 丁文江,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Science)[J] Vol XV. NO 2. P.265-290。
[4] 桑兵,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J/OL],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学网，20110624
[5] John W.Shirley, Binary Numeration before Leibniz,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J], Nov.1951 Vol.19-8, p.452
[6] Anton Glaser, History of Binary and Other Nondecimal Numeration[M]，TOMASH PUBLISHERS,1981 P15
[7] Rachel Hall, Math for Poets and Drummers -- The Mathematics of Meter[J],February 20,2006
[8] 席泽宗，阴阳爻与二进制――读莱布尼茨致白晋的一封信[M] 国际易学研究第2卷，华夏出版社,1996
[附文]:
莱布尼茨与伏羲八卦图历史年表
1658年，意大利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us, 1614～1661)在德国慕尼黑出版《中国上古史》( Sinice historie decas prima)一书，第一卷“SINICAE HISTORIAE LIBER PRIMUS”有关于《易经》的详细叙述。卫匡国在文中定义阴、阳，并详细的介绍了太极八卦的演化过程，阴阳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 Yn occultum seu imperfectum sonat; Yang vero patens sive perfectum. Nos duo principia dicemus, Ex his autem in se ductis imagines sive signa quatuor, inde octo formas aut symbola prodiisse. (文中的“Yn”为阴、“Yang”为阳，“principia”两仪，“signa quatuor” 四象，“octo formas”八卦) 。书中所附的“六十四卦图”，据欧洲学者克拉尼（C.Von Collani）考证，认为这是第一个在欧洲出现的伏羲六十四卦。
1660年，德国神学家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1639～1691)在荷兰莱顿(Leiden)出版了《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书，书中引述了卫匡国的《易经》（I Ging）文献，并对此作了些评析。斯比塞尔在第167页从第一行写到：“Principiis per binarium multiplicatis” 中的“binarium”一词，该词为拉丁文，英文即为“ binary”，就是中文的二进制。由此可证，斯比塞尔所编著的《中国文史评析》一书中已将《易图》演化称之为2 的乘方，二进制。以中国《易图》为标志的二进制在欧洲最迟出现于1660年。在卫匡国于1658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一书中还没有用“binarium”一词，他只是这样的叙述“ex his per Yn & Yang multiplicatis figuras octo”。而斯比塞尔所编著的一书中的资料均来自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一书。这本书名过去有人叫做《中国文学》或《论中国的宗教》等等。该书为莱布尼茨较早了解中国哲学的一部参阅文献，这一点在以下所列的文献中均有论述：
    ①Tilemann Grimm, “China und das Chinabild von Leibniz” (STUDIA LEIBNITIANA No.1,1969)。
    ②Julia Ching、Willard G.Oxtoby, Leibniz and Wolff on China (1992)。
    ③Rene Etiemble、L'Europe chinoise (1988)。
    ④D.J.Cook、H.Rosemont, G.W.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1994)
    (以下略)
1669年，莱布尼茨在斯比塞尔主编的刊物(Epistola ad Reiserum de eradicando atheismo)上发表“自然反对无神者的声明”(Confessio naturae contra atheistas)一文。
1669年，莱布尼茨致函斯比塞尔，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38]. LEIBNIZ AN GOTTLIES SPITZEL 12./22.Dezember 1669.Eigenh.Abfertigung A(Augsburg).
1670年1月，斯比塞尔致函莱布尼茨，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41]. GOTTLIES SPITZEL AN LEIBNIZ Januar 1670.Eigenh.Auszug B(Augsburg).
1670年2月，莱布尼茨致函斯比塞尔，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42]. LEIBNIZ AN GOTTLIES SPITZEL 10./20.Februar 1670.Eigenh.Abfertigung A(Augsburg).
1670年4月，莱布尼茨致函斯比塞尔，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45]. LEIBNIZ AN GOTTLIES SPITZEL 7./17.April 1670.Eigenh.Abfertigung A(Augsburg).
1670年6月，莱布尼茨致函斯比塞尔，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48]. LEIBNIZ AN GOTTLIES SPITZEL 6./16.Juni 1670.Eigenh.Abfertigung A(Augsburg).
1670年10月(?)，莱布尼茨致函斯比塞尔，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54]. LEIBNIZ AN GOTTLIES SPITZEL 3.Oktober(?) 1670.Eigenh.Abfertigung A(Augsburg).
1671年3月，斯比塞尔致函莱布尼茨，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74]. GOTTLIES SPITZEL AN LEIBNIZ 17.Marz 1671.Eigenh.Abfertigung A(Hannover).
1671年4月，莱布尼茨致函斯比塞尔，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76]. LEIBNIZ AN GOTTLIES SPITZEL 7.April 1671.Eigenh.Abfertigung A(Augsburg).
1672年2月22日，斯比塞尔致函莱布尼茨，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123]. GOTTLIES SPITZEL AN LEIBNIZ 22.Februar 1672.Eigenh.Abfertigung A(Hannover). 在这封通信中， 斯比塞尔向莱布尼茨提到 “Athanasium Kircherum”，即是，德国数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中华文物图志》的作者。卫匡国在罗马学院从师基歇尔，斯比塞尔在撰写《中国文史评析》一书引述了基歇尔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文献。莱布尼茨于1670年曾致函基歇尔谈论中国文化等(D.J.Cook、H.Rosemont,WRITINGS ON CHINA,1994)。
1672年2月27日，莱布尼茨致函斯比塞尔，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127]. LEIBNIZ AN GOTTLIES SPITZEL 27.Februar/8.Marz 1672.Eigenh.Abfertigung A(Augsburg). 在这封通信中，莱布尼茨告诉斯比塞尔1671 年出版了一本“Histoire de la Chine a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par le R.P.Greslon S.I.”一书，版本大小为８°，以及其他耶稣会士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莱布尼茨读了这本书，他在信中讲述了“熙朝历狱”，汤若望(J.Adam Schall ,1592～1666)惨死狱中，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继任钦天监。汤若望，德国传教士，1592年出生于科隆。1618年随金尼阁(N.Trigault,1577 ～1628)离欧东渡，1622年进入中国内地由京赴西安传教。1630年进京参加修历工作，并制造了浑天球、地平日晷等天文仪器以及望远镜、球仪、罗盘、观象仪等用于观测的仪器。1645年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加奉太常寺少卿衔。1664年因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称《时宪历》，面题“西洋新法”，引起文化之争，导致“历狱”。1666年病逝北京。南怀仁，比利时传教士，1623年生于库特尔，1659年随同卫匡国来华，至陕西传教。1660年奉召入京，协助汤若望修历。1669年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管理监务。康熙皇帝与南怀仁关系密切。南怀仁给康熙讲授数学，陪康熙北巡，推荐传教士进宫廷等等。1673年被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衔。1688年病逝北京。 “Histoire de la Chine a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一书，汉译为《鞑靼统治时代之中国历史》(待考证此书)，该书分三篇，上篇记顺治年间事，中篇记康熙初年事，下篇记康熙亲政前后诸年事。所记杨光先在京内外仇教之事颇详，盖仲迁得诸目击耳闻者也。书后附《中国历史续编》。作者聂仲迁(Adrien Greslon, 1614～1695)，法国传教士，1656年至华，在海南岛、南雄、江西等地传教，1695年翠于赣州。莱布尼茨在信中还提到“中医科学”(Sinensium Scientiam Medicam)，并由此比较欧洲解剖学(Anatomia)、化学(Chymia)、生理学(Physiologica)等，以及莱布尼茨对中医的认识。（注：康熙二年(1663年)冬，汤若望下属、钦天监奉教士人李祖白（?－1665）做《天学传概》。《天学传概》全文2500余字，大致介绍天主教之起源、天主教如何传入中国以及传教士来华后所做的功绩。李祖白在文中提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本是犹太人，自西向东来到中国，并且带来了天主教。国人应当“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国，必倍昌明于今之世”。杨光先(1579-1669）看到这篇文章后，对李祖白有辱先圣的说法大为不满，于康熙三年(1664年)7月底做《请诛邪教状》投书礼部，以“为职官谋叛本国”和“造传妖书惑众”两个罪名控告汤若望等耶稣会士以及李祖白等奉教士人，掀起“历狱”风暴。）
1672年3月，斯比塞尔致函莱布尼茨，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128]. GOTTLIES SPITZEL AN LEIBNIZ 24.Marz 1672.Eigenh.Abfertigung A(Hannover).
1672年5月，斯比塞尔致函莱布尼茨，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编号为[132]. GOTTLIES SPITZEL AN LEIBNIZ 14.Mai 1672.Eigenh.Abfertigung A(Hannover).
除了上列通信以外，在奥斯根堡科学院(Akademie-Ausgabe)出版的文献中还收集了一些斯比塞尔与莱布尼茨的通信。
1672年，埃哈德•魏格(Erhard Weigel,1625～ 1699)在德国耶拿《Joham Meyer》学刊(P.11)发表四进制(Tetractyn)，利用0、1、2、3，写出一切数字。这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利用0和1所表示两种符号的来源。莱布尼茨於1716年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à M.de Rèmond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有详细地自述：“已故的埃哈德•魏格(Erhard Weigel,1625～ 1699)先生采取四个数或四进制(Tetractys)如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这样一来，按照十进制，我们用0、1、2、3、4、5、6、7、8、9写出一切数，而魏格先生用四进制即0、1、2、3，写出一切数。比如321，他的意思是3•4^2＋2•4^1＋1，或者48＋16＋1，即按照一般的说法是65。这就给我了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或二重级数的0和1写出。”
1677年，德国柏林的法官安德烈•弥勒(Andre Müller,1630-1694)整理发表了13世纪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法官、古兰经评论家、逻辑学家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e Beidavaei ?－1286)的遗作--《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并以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和基歇尔(1602～1680)的《中华文物图志》一书等多种当时有关中国书籍注释。在这本书中阿拉伯人白达瓦鲁斯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这激发了莱布尼茨的创作，可以以用两种符号写出一切数字。在这方面莱布尼茨在1716年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à M.de Rèmond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有详细地自述。
1679年，莱布尼茨完成“二进位数学”(De Progressione Dyadica)一文草稿。
1687年，比利时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在法国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此书汉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一书。书中详细译著所介绍的八卦，内容系统，方面甚广，它不仅包含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两张图，还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引人关注的是柏应理在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图中均标有阿拉伯数字1、2、3、4、5、6、7、8直至64。
1687年12月，莱布尼茨在致函冯•黑森―莱茵费尔(LEIBNIZ AN LANDGRAF ERNST VON HESSEN-RHEINFELS)中扼要介绍他阅读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信中写到“Fohi”一词，这个词汉译为“伏羲”。可见莱布尼茨于1687年12月之前就已熟知“Fohi”，不言而欲，莱布尼茨见过柏应理书中的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图三张图，比16年后白晋所寄的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两张图，了解的还要全面。
1689年，莱布尼茨在罗马教廷结识了在意大利来华耶稣会传教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闵明我曾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助手服务于清宫，康熙四十年十二月（1701年)任钦天监监正。
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其内容有：第一部分致读者；第二部分在北京的葡萄牙传教士于1692年介绍康熙皇帝所颁赦令；第三部分南怀仁在中国发表的部分天文学著作；第四部分闵明我1693年12月6日果阿致函莱布尼茨；第五部分安多1695年11月12日北京致函莱布尼茨；第六部分莫斯科使团于1693～1695出使中国；第七部分张诚介绍中俄边境冲突的部分信函 (引自：G.W.Leibniz,NOVISSIMA SINICA,1697(Reinbothe,1979)) 在这本书中，莱布尼茨的目的，主要是介绍欧洲科学在中国赢得的声望，中国的风俗及中国的君主，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和天主教传教的进程，支持利玛窦传教方针，倡导中国式的礼仪，反对罗马禁令。
1697年12月2日,莱布尼茨开始与白晋首次通函，并介绍了一些自己对自然规律的研究体会。
1698年2月28日,白晋复函，两人在自然规律方面开始切磋。白晋指出莱布尼茨所说的自然规律，物质(matter)和推力(force)的存在，与中国哲学中阴、阳，动、静(物质和运动)相同。白晋认为中国古老哲学体现在《易》图之中，它以阴阳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
1701年2月15日,莱布尼茨回函白晋，并出示0与1的二进制。
1701年11月4日，白晋回函，指出0与1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雷同，并附有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1703年 4月1日，莱布尼茨收到白晋邮件（据莱布尼茨本人介绍由于邮件绕行英国一年多），见到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1703年5月5日，法国《皇家科学院 院刊》(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收到莱布尼茨撰写了“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是所用数字的意义”( 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 qui se ser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 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tilit et sur 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ciennes figures Chinois de FOHY)一文，并同年发表。
（以下年表省略）
（作者：胡阳女士，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比利时W.S.T.理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