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故居位于洛阳市安乐窝村中部。邵雍，字尧夫,号康节，是北宋哲学家、理学家，其学术思想能贯穿于经、史、子、集。邵雍自幼随父由衡漳（今河南林州市康节村）迁徙到了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来到洛阳。此时，他生活虽然十分清贫，却能“怡然有所其乐”。不久他就与司马光、富弼、程颢、程颐等结为好友，并由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人出钱，在洛阳天津桥南、履道坊西建构新居，名曰：安乐窝。原故居毁于金兵之乱，后多有重修，但多被战乱和洪水所没。现存的邵雍故居是民国时期大军阀吴佩府捐资7000大洋，他的一名属下捐资700大洋，安乐邵氏家族从原址上搬回一些材料重修的，基本上保持宋时的原貌。

  故居大门正上方横书“安乐窝”三个大字。“安乐窝”一词，《辞海》等解释，是宋代著名理学家邵雍的故居，后泛指舒适、安逸的住处，或喻安贫乐道、清静淡雅的生活环境，相当于现在的别墅。

 进得安乐窝院内，房舍破旧，古风扑面，整个安乐窝院子分为二进，第一层院落两边各有偏房三间

正殿

    正殿里面有邵雍塑像，两边多为名人所留字句。塑像上方，有一康熙御书匾额“学达性天”。院子里有几通石碑，正殿右边的为清代的石碑

正殿里面的邵雍塑像，系文革后所塑

正殿前边的清代石碑，字迹因风化已不甚清晰

    正殿旁边有一密室，深入地下，上书“云溪洞”，传为先生读书养性、探测星象的地方。当然此洞也非原始，据说是清代所造正殿内墙壁上镶嵌的一通石碑，系清代仿造的,第二层院落前方有一殿，内有几通古石碑，殿内的石碑有九子图像（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九位智者）。

附录：

1、邵雍其人：

    邵雍，字尧夫。北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12月25日（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邵雍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他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51岁时（嘉佑6年），丞相富弼曾让邵雍出来作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嘉佑7年，王宣徽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又给他买一花园。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城中的士大夫听到车声，均倒屣出门相迎，儿童和仆人也高兴地尊奉他。久之，在洛阳城里有“行窝十二家”。他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邵雍虽然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但是也不公开反对。“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门生故旧中的当官者，有的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
　  熙宁10年（公元1077年）3月，邵雍有病卧床百余日而不能起。至7月4日病危，5日凌晨去世，享年67。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从伊川先茔。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程颐前来探病，诙谐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程颐还是跟他戏谑，邵雍也开玩笑地说：“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这时邵雍的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
　　邵雍去世后，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月下渡步于庭，思索良久对程颐说：“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遂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之语。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作《谥议》：“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崇宁初，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先儒邵子”。
　　程颢、张岷、欧阳皆评价邵雍之学“纯一不杂”，则是言其不杂以“智数”。托克托《宋史》将邵雍列入“道学传”，李贽《藏书》将邵雍列入“德业儒臣传”，则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学（理学）的大家。邵雍亦自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又说：“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天地而入于术矣。”又说：“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迳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矣难乎！”托克托对此也有评论：一些人“因雍之前知”就说邵雍能从一切物体的声音、气色、动作方面推其吉凶之变，于是就摘取人世间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说邵雍都有言在先了。其实是“雍盖未必然也”。对于邵雍的“遇事能前知”，程颐的分析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
　　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邵雍弟子张岷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研极精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又曰：“所著《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击壤集》传于世。”
　　关于邵雍的著作，除《皇极经世》、《观物篇》、《击壤集》和《渔樵问对》外，据程颐和朱熹讲，还有《无名公传》。另外，还有邵伯温据邵雍讲学语录整理而成的《观物外篇》。两宋间人王《易学》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又于“皇极经世节要序”中说：“康节先生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其书浩大，凡十二册，积千三百余板。以元经会二策，以会经运二策，以运经世二策，声音律吕两相唱和四册，准《系辞》而作者二册。”其实，王所见十二卷本的《皇极经世书》，已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与张岷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定名为《观物外篇》）厘订而成。一至六卷为元、会、运、世，七至十卷为律吕声音，十一卷为“观物内篇”，十二卷为“观物外篇”。对此，清王植于《皇极经世书解・例言》中已有说明。
　　今见《道藏》太玄部所载《皇极经世》十二卷，为明初刊本。分全书为五十四篇，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四十为律吕声音，四十一至五十二为“观物内篇”，五十三至五十四为“观物外篇”。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将《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为十四卷本。分全书为六十四篇，“观物篇”六十二（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五十为律吕声音，五十一至六十二为“观物内篇”文字），加“观物外篇上”及“观物外篇下”二篇。二书所差异者，则在于对律吕声音的分篇不同，一分为六篇，一分为十六篇。南宋祝泌著《观物篇解》时，即有六十四篇，明初修《性理大全》亦为六十四篇。
　　邵伯温《皇极系述》解“皇极经世”书名曰：至大之谓皇，致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王植则曰：“皇极”字始于《洪范》“建用皇极”。皇极者，君极，极至也，德之至也。《周礼》以为民极，《诗》“莫非尔极”是也。注疏旧说以大中释之，如惟皇作极，以为惟大作中，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以为惟大之中，于理可得而通乎？然邵子先天之学，道在三皇帝，故言皇帝王伯，而曰“帝一变至于皇”。其《无名公传》云“羲轩之书未尝去手”，则皇极非但君极之谓，而以三皇之君极为义。“经世”即元、会、运、世三篇。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元、会、运皆世之积，故以经世括之。
　　对于《皇极经世》的内容介绍，邵伯温曰：《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至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
　　历来研究邵雍之学者不乏其人，也有许多解释与发挥《皇极经世》的著作。北宋靖康之耻前邵伯温举家迁往蜀地，蜀中便有牛无邪、杜可大、廖应淮、张行成等研究发挥邵雍之学。牛无邪著《易钤宝局》为元会运世配卦，张行成则著《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和《易通变》，即为元会运世重新配卦又起“经世蓍法”。两宋间免解进士王著《易学》，概略介绍《皇极经世》。其后至清，涉及《皇极经世》的主要著作有：蔡元定《皇极经世纂图指要》，祝泌《观物篇解》、《皇极经世起数诀》，邵嗣尧《易图合说》，黄畿《皇极经世书传》，王植《皇极经世书解》。
　　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将邵伯温整理的《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提要中说：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学以人事为大”，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