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是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象数学家、理学家，既是思想家、史论家，又是诗人。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仍有重大发展。北宋前期百年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颇为繁荣，科学技术取得惊人成就。思想文化领域涌现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有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范仲淹，史学家欧阳修、司马光，词人苏东坡、黄庭坚、柳永，创造发明家沈括、苏颂、毕?。尤其是哲学界人才辈出，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卓越风流人物，同时活跃在北宋历史舞台上，群星灿烂，光彩夺目。
  邵雍是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一。他以《易传》为基础，以象数为中心，以易图为张本，创先天易学。他玄思宇宙，吞吐六合，创元、会、运、世之说；编黄、帝、王、伯年史演变之体系。邵雍又是一位诗人。赋江山之气派，抱风月之情怀；以诗评史，以诗明理，以诗寄兴。身为匹夫，志在畎亩，交通王侯，心忧天下。
  生平：
  邵雍（公元1011-1077）字尧夫，祖籍河北范阳，随父邵古迁居河南共城（今辉县市），后又移居洛阳。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邵雍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
  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划为官田，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
  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
  邵雍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平时与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人交往密切。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晚年患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逝世，享年67岁。
  邵雍身上，儒者气象十分浓厚。他饱学诗书，精通儒门经典，力行儒家纲常，与人交往，忠孝之言，仁义之道，不离于口，一派仁者心胸。他主张分别君子与小人，提倡重义轻利；劝勉孝悌，褒扬忠良。程颢称赞他的“内圣外王之学”，“纯一不杂”，并非虚美；有人建议让他从祀孔庙，不为无由。邵雍一生，不图名，不图利，责己重以周，待人宽而和；明诚见性，仁慈为怀，以古圣为楷模，不阿谀媚世，不虚假待人，坦坦荡荡处事，堂堂正正做人，典型的儒者风度。宋代君主赐谥康节先生，康熙大帝题匾“学达性天”，对一代名儒的如此褒扬，名正言顺。
  主要思想
  邵雍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先天学”。他创造了一种系统的唯心主义象数体系。他运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样简单的等比级数的抽象概念，说明现实世界，推测过去和未来。他的象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规律，推进了古代象数学的发展。他坚持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即“道”、“心”。他据《周易》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绘制“先天图”，说“天地万物尽在其中”。
邵雍学术思想，气象恢宏，在几个重要领域，大胆地转换主题，开拓思想境界，创立新思想。第一，他的思想有一个象数派授受的来源。他不论空无本体，放眼六合，玄思宇宙，倡导“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的象数学。象数派特别重视“数”，故邵雍的学说时人多称之为“数学”；第二，与周敦颐提倡的孔颜乐处相呼应，他提倡“安乐逍遥”的精神境界，不辨名教自然。在这两点上，他受道教的思想影响很大。邵氏易学思想，别开生面，传承陈抟《先天图》，创立先天象数学，以《易传》为依归，以象数为基础，创制精妙易图，以之“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开宋代图书学之先河。
  邵雍醉心古史，纵其史慧，放论古今。不为《史记》、《汉书》体例所拘挛，创立元会运世之史纲，阐述皇帝王伯之递嬗，呕心沥血，编篡世界历史年谱和中国历史年鉴，总结历史兴衰，评说社会治乱，臧否历史人物，上下数千年，剥复否泰，如数家珍。
  邵雍吟诗三千首，编为《击壤集》，独具风格，世号“康节体”。以诗论理，而有哲理诗；借诗评史，写下咏史诗；吟风啸月，留下脍炙人口的田园诗。读其诗，若见其人。“西自昆仑东至海，其中多少不平声”，袒露内圣外王的仁者情怀；“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犹自歌”，一派风流潇洒的隐士风度。
  “先天之学”和宇宙循环论
  “先天之学”是邵雍移居洛阳之后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邵雍对“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的界定是：“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于“后天之学”范畴，而不应该划入心易思维之学的范畴。“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是“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之图；“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是“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之图。“易之本”和“易之用”，皆为文字《易传.说卦》所有，所以，有迹的两幅八卦方位图，本无“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之名。邵雍用“太极”的自我运动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更利用象数的关系来推衍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含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邵雍的象数学的特点是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先验象数学。世界的一切都从“一”分化出来。邵雍认为先民在先天时代行事，天合于人而不违人，人与自然间协调得十分完美；后天时代人们行事，须奉顺上天，从天而动。先天之时天人和谐一致，后天之时天人间的相互协调则有所欠缺。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是建立在奇谲精微的图式系列上的。邵雍的图像体系中乾交巽的?卦一阴在下、五阳在上，表明一阴初生，称为“月窟”；坤交震的复卦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表明一阳初生，称为“天根”。先天图自?卦的一阴初生至坤卦的全阴无阳，是阴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自复卦的一阳初生至乾卦的全阳无阴，是阳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阴主物，阳主人，因此说探月窟而知物，蹑天根而识人。?卦在上位，故言“探”，复卦在下位，故言“蹑”。
  关于宇宙的本原问题，邵雍认为天地万物是由一个总体的“道”产生出来的。他说：道生一，一为太极；一生二，二为两仪；二生四，四为四象；四生八，八为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后天地之数备焉。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演之以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皇极经世》卷上）这里所说的一、二、四、八、六十四就是“数”，与数相对应者是“象”，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具体地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演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就是道生天地，“天为阴阳，地分刚柔，刚柔则二分为四。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此天地之道；动之始阳生，静之始阴生，此天地之用，刚柔为天地之用。天生出太阳、少阳、大阴、少阴，即日、月、星、辰；地生出太柔、少柔、太刚、少刚，即水、火、土、石。”（同上）此处所讲的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是为天之四象，它们各自代表的具体物质就是水、火、土、石，《皇极经世》又说：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春、夏、秋、冬）成焉；刚柔尽而四维（东西南北）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观物内篇》之一）“四时”指时间形式，“四维”指空间形式。“四时”、“四维”是标志整个宇宙的总概念。这里顺便指出，既然断言至大的天地以阴阳和刚柔尽其作用，又表现为“四时”“四维”的宇宙形式，毫无疑问，这个宇宙就是物质性的宇宙。这可以看出，邵雍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循环论和治世法宝
  邵雍用“元、会、运、世”的循环论解释历史。归纳历史过程得出：
  三皇之世--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
  五帝之世--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
  三王之世--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
  五霸之世--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
  治世的四件法宝便是：“道化、德教、功劝、力率”。
  邵雍将宇宙演化的历史过程以唐尧时期为界分为两段，唐尧以前为先天，此时还是宇宙自然史时期，还没有人文、社会、主观等因素的参与，还没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体”；唐尧以后的后天“用”，进入到人类文明史时期。根据这种划分，邵雍对儒家和道家作了评价，指出老子为得《易》之体，孟子为得《易》之用，今人余数康先生认为，道家的物理之学着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称之为“天学”，对先天之“体”有独到的体会；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对后天之“用”阐发得特别详尽。老子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有人学而无天学。尽管老子和孟子学派门户不同，分属道儒两家，仍是体用相依，并来分作两截，道家的“天学”与儒家的“人学”会通整合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统摄于《易》之体用而归于一元。邵雍称物理之学即自然科学为“天学”，性命之学即人文科学为“人学”。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儒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
  天人类比和性命之学
  邵雍认为人之“性”有两个特点：一是人性同于物性，二是人性高于物性，不仅表现为人有灵性、有智慧、有意识，而且表现为人有道德、有伦理、有价值理想。人之“性”与“心”、“身”、“物”、“道”等范畴，有密切关系。
  “性”是“道之形体”，“道”在于人则为“性”，在于物则为“理”，“道”是无形的，而人“性”和物“理”则是“道”的显现，好比是“道”的形体，“道”的外延和内涵都大于“性”，“道”包括了人“性”和物“理”，“道”既含有自然万物的变易规律（“理”的内涵），又含有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性”的内涵）。“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在“道”的统领下，邵雍提出了四个命题：性是道的形体，心是性的城堡，身是心的区宇，物是身的舟车，就这四个命题的外延看是：性＜心＜身＜物。“性”范围小于“心”，因为性的本质为善，而心包涵了善与恶、正与邪，性居于心中却不能该尽“心”；“心”小于“身”，因为心只是身中众多器官中的一种，身是心的寓所，心居于身中却不能该尽“身”；“身”小于“物”，因为人身只是万物中的一种，身居于万物之中却不能该尽“物”。
  然而从内涵和地位上看，却是恰恰相反：性>心>身>物。“性”作为“心”中的善的本质，是最值得弘扬、修养的，其内涵最为丰富，其地位最为尊贵；“心”虽居于身中，但却为身之“君主”，可以主宰身；“身”虽从属于万物，但万物如果失去人“身”，没有主体的参与，就变得毫无意义，因而身又是物的主宰。邵雍表述这四个命题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更进一层，将性命之学置于宇宙大系统中，通过对彼此关系的分析，突出了人性既高于物性又源于物性，既高于自然又源于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接着邵雍又从认识的角度对这几个范畴作了进一步阐释。
  在人性论上，邵雍综合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更值得一提的是，邵氏还从认识论上讲人性问题，他在《观物外篇》中将“性”与“情”作了对比：作了对比：“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人之性也，苟不知而强知，非情而何？失性而情，则众人矣。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性”是与“情”是相对的，这是继承了李翱等人性情对立、性善情恶的观念。“以物观物”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去认识事物，不带有自我的主观好恶之情，因而是公正，明白的；“以我观物”就是按照自我的主观意愿去认识事物，因为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所以就偏颇而暗蔽。“以物观物”既是事物的本性，又是人的本性。在认识活动中，能够实事求是，知则知，不知则不知，这是圣人而非众人的本性。邵雍从认识论上认为只有主客合一、尊从客体本来面目又不掺杂主体的感情色彩，才是事物和人的本性，这种立论方式独特而巧妙。
  主要著作：
  邵雍的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诗集《伊川击壤集》和《渔樵问对》等。
  《皇极经世》分观物内外篇，内偏是邵雍自作，外篇是门人的记述。
  邵雍原本的《皇极经世》是一部“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书。他把历朝历代的人事总括于《皇极经世》一书之中，以元、会、运、世作时间的计量单位。在他看来，自太极浑沌一气到天地开辟再到地毁天灭再到浑沌一气的周期是129600年。每个周期都有开物至闭物的循环。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就是三张历史年表，只是时间有长短不同与所记人事有详略不同而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始于周威烈王23年不同的是，他所记载的历史是从唐尧肇位开始的。“律吕声音”内容是邵雍父亲邵古的学问，在邵雍的诗中并没有涉及什么律吕声音，《观物外篇》是来自张岷等人的听学笔录，《观物篇》（邵伯温更名为《观物内篇》）则是对以元会运世纪事的文字说明，即有元会运世的内容，也有“皇王帝伯大铺舒”的内容。所以，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元会运世下纪人事的三张历史年表。他试图通过这样的记载让人们相信，上下三千年间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似乎同天时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是着重于如四季变化的天道，这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皇极经世》“以运经世”中所推夏、商、周年表，较之今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更为详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的重要参考资料。
  先天之学是邵雍构建《皇极经世》一书的阴阳消长循环模式，主要反映在《观物外篇》之中。主张“以物观物，无以我观物”。论皇帝王霸之道，析因革损益之理，观察王朝兴替，品评社会盛衰，总结厉声经验，臧否厉声人物，有爱民之心，存济世之愿。风化少年，愿投师门下；达官显贵，乐与之交游。谈今论古，见解独到；指陈时务，令人倾倒。
《伊川击壤集》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哲理诗具有知识型架构，不仅关涉象数的推演，而且也有易学义理的申言。其中既包含对邵雍易图体系、“元会运世”说的诠释，也涉及《周易》卦象意义的阐发，并常常由卦象意义引发出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邵雍的心性之咏显示了参透天人的恢宏心宇，观物之吟则表述了观物心得，充满了辩证思维特色。他以卦象入诗使诗歌的哲理意义得到深化，同时使玩易成为融哲学与艺术于一体的精神享受。《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对邵雍的图像体系有所解释。如邵雍有一首《观物吟》是关于《伏羲六十四卦圆图》的微言隐语，《伊川击壤集》中提到《周易》卦象的诗歌也为数不少。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名言名句：
  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
  量力杯盘随草具，开怀语笑任天真。
  山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
  心安身自安，身安屋自宽。
  十指不沾土,鳞鳞居大厦。
  学界影响
  邵雍开出了“先天象数学”的另一理路，是对作为理学理论主体的义理系统的重要补充。作为北宋时期的易学大家，邵雍创新的易学思想是一大课题。“先天”与“后天”的概念源于《文言》，而邵雍从大道的角度思考宇宙的演变，其身虽处于天地之中，然其心却在天地开辟之前。先天易学说底就是“心易”，邵雍把易学的哲学思维腾飞到生天生地的太极一道的高度，从而开辟了宇宙论、天地生成论和本体论的广阔论坛，这的确是很了不得的事，邵雍也是很了不起的哲学家。
  邵氏易学的价值不在于对传统象数易学的继承，而在于继承传统象易学基础上对易学所进行的精心的改造和创新。恰恰是这些不符合《易》之本文或与传统易学相违背的观点和思想表现出勃勃的生命力，推动易学不断地发展和臻于完善。邵氏之学虽然遭到了种种攻击，而传者不绝于世。同时，邵子之后出现了许多研究著作，其子邵伯温撰《皇极系述》、《观物内篇解》，张元定撰《经世指要》，朱元升撰《邵易略例》，无俞琰撰《易外别传》，明黄畿撰《皇极经世传》，余本撰《皇极经世释义》，清王植撰《皇极经世直解》等，对邵子之学加以诠释和阐发，使邵子之学成为专门之学，治此学者成为学蚧一个重要学派。清儒黄宗撰《宋元学案》专立“百源学案”，以述其思想渊流。
  另外，邵子的思想对义理之学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二程是宋代理学代表人物，而其思想形成从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邵子思想。对于这一点，朱熹早有察觉。二程之所以能以易学而与司马光、张载齐名于当时，并对后世发生影响，与他推崇邵氏，“信其道”有关，足见邵氏易学影响之深之远。
  社会影响
  邵雍反对天体永恒不变说，依先天六十四卦运行规律，表达天体运行的周期观念进而描述宇宙万物生灭成毁的循环周期。循环变易观将物质看成是动态可变的，变化的形式是盈虚消长循环往复的，变化的根源是阴阳两种对立性能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整个宇宙宏观世界来说是基本合理的，整个宇宙存在永恒的大循环，而各种物体也存在暂时的小循环。这种循环是以阴阳象数的对立转化为基础的，包含着不断变化、“革故鼎新”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文化前后承接的亲和力和稳定性。易学象数思维对中化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也是复杂的。如何整饬、修正象数思维的偏差，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