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更新时间：2011-08-20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摘 要：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主题词：邵雍，先天易学，天道，人事
The Principle of Shao Yong’sYi-ology:“to Illuminate Human Affairs with Nature Law”
SONG Xi-tong , HU Dong-d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China，200241;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Shao Yong deduced the innate metaphysic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nateYi-ologystudy (or innate theory、innate image-number theory) . The innate image-number theory does not represent all his thought, but the tool to express meaning. In the form, Shao Yong built the innate image-number theory with the waxing and waning change of Yin and Yang. But in nature, his theory elucidated the Confucianism withYi Jing. By illustrating his thought, Shao Yong tried to find a supreme law exists in all things, i.e., the innate theory, whose ultimate purpose is to deal with the human affairs. So Shao Yong’s thought focus on illuminating human affairs with nature law.
Key words:Shao Yong ; innateYi-ologystudy; nature law ; human affairs;
邵雍为“北宋五子”之一，其学以“先天易学”为标志，建构新儒学本体论。因此，他对北宋新儒学具有开创之功，但学术界对其先天易学的理解多停留在象数外壳上，而对其最终指向的人事、义理关注不够。本文通过分析邵雍对象数易学的推演，指出其真正体现的是太极之理与万物消长的隐显关系。前者是体，后者是用，进而强调体用合一，贯穿宋儒明体达用的致学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上，邵雍提出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之分际，主张把握天地变化之理，以穷人事兴衰治乱之变，进而得理以应变无穷，这正是邵雍皇极经世之旨。它具体体现在“推天道以明人事”[①]这一阐《易》旨趣上。推天道，即凭借其创立的复杂象数模式，推演天地万物的阴阳消长之理，这是“明体”；明人事，则是由体达用，将推得的阴阳消长之理应用于人事治乱之中，以明进退存亡之道，以通兴衰治乱之几。“推天道”之意在“明人事”，而“明人事”是其易学思想旨趣之所在，这也正是宋明新儒学明体达用精神的体现。
一、本诸天道，质以人事
在邵雍，象数易学的背后是义理易学，具体表现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上；而其阐发出来的义理易学则是围绕儒家的明体达用之学展开，言天道、象数却不离人事，这也是邵雍易学思想的特色。
邵雍将易学分为先天易、后天易，尤重先天易学。在其易学思想中，他结合卦气说以推阐天道阴阳之理，由此通观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历史陈迹），推天道之阴阳消长，明人事兴衰治乱之用。由推得的阴阳消长之理而明人事进退之几、存亡之理，强调在人事上应变从时以顺天下之理。即：
变从时而使天下之事，不失礼之大经；变从时而顺天下之理，不失义之大权者。君子之道也。[②]
人能应变从时，明晓进退存亡之理，最终要做到臻于“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则休戚不能至矣” （《观物外篇上》）的自如状态。邵雍主张“变从时而顺天下之理”，来成就天下事。这种明体达用的精神正是儒家经世事功的价值取向，他进而主张精义入神以致用，“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精义则不能入神，则不能致用。”（《观物外篇上》）此精神体现在其易学思想中就是以“用《易》”为目的治学取向。他强调：
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观物外篇上》）
这种主张明体达用、以“用《易》”为主的经世致用精神，正是邵雍阐发其先天易学的主旨所在。在其《皇极经世书》中，邵雍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象数体系，试图用他的元会运世说来阐明历史兴衰治乱之道，尽“推天道以明人事”之能事。对于这种理路的理解，门弟子张岷曾指出邵雍之先天学是“本诸天道，质以人事”。[③]“本诸天道”即明体，“质以人事”为达用，也即传统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路。张岷之言确实道出了邵雍学术思想大旨，最终落脚点是人事之用，而人事兴衰治乱中最重要的是察几应变、防患未然，于变化中自如应对。为此他强调“未然之防”作为《易》之大纲，即“是以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观物外篇下》）在邵雍易学思想中，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即观其中阴阳消长变化之理，并用以指导人事之进退取舍。
二、圣贤事业：皇极经世
邵雍的易学旨趣中贯穿宋儒致学的明体达用精神，这更明显地体现在他的《皇极经世书》中。书中的内容不仅囊括天地万物之所以终始与变化，更包含着何以克尽圣贤之事业。对于其书何以名之“皇极经世”，邵雍未加解释，而其后邵伯温、蔡元定以及王植等人的解释，大致解以大中至正之道以应变无方，由天地之道推及人事之用。如，邵伯温解释《皇极经世》所以成书时说：“《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④]。此种论述，在清人王植的论述中亦有提及。又，蔡元定曾赞叹：“康节之学，虽作用不同，而其实则伏羲所画之卦也，故其书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尽天地之体用；以暑寒昼夜、雨风露雷尽天地之变化；以性情形体、走飞草木尽万物之感应；以元会运世、岁月日辰尽天地之终始；以皇帝王霸、易书诗春秋尽圣贤之事业。自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耳！”[⑤]邵、蔡二人之论，以“皇极经世”为推明天道以尽人事的圣贤事业，可谓对“皇极经世”的中肯概括。
在邵雍的思想体系里面，天地亦是一物，即是物则自有其成毁过程，天地自太极混沌到开天辟地，再经历开物、闭物，即天地的产生发展到消灭毁亡。这一循环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即一元。由此邵雍推出元会运世说，并借此集中表述其先天易学思想。在元会运世说中，天地成毁这种过程可以循环往复地周期性出现。在每一元的循环中，均有开物、闭物过程，从开物到闭物这段时间是万物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且包括在天地成毁过程之中[⑥]。如果人能善于观察万物则能得其阴阳消长变化之理，邵雍称之为“观物”。
在邵雍看来，天地万物有个共同的本源，即“太极”，也称“道”，他认为天地万物由此“太极”产生。他说：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⑦]，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观物篇五十九》）
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观物篇五十三》）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观物外篇上》）
这里所说的二、四、八、六十四就是“数”，与数相对应者是“象”，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具体而言，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演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首先体现的就是道生天地：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
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
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
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
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观物篇五十一》）
道生天地，天地各有四象，又各自分为四体。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是为天之四象，其所代表的是天之四体日、月、星、辰；太柔、少柔、太刚、少刚为地之四象，其所代表的是地之四体水、火、土、石。有了天地之四体，然后再经过阴阳刚柔交互变化，就生成了天地万物。这个变化的顺序如下：
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寒暑昼夜交而天地之变尽之矣。水为雨（水气所化），火为风（火气所化），土为露（土气所化），石为雷（石气所化），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矣。（《观物篇五十二》）
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矣。（《观物篇五十二》）
这就是说，有了天地之体，然后产生昼夜寒暑；然后有雨、风、露、雷；有了寒暑昼夜，然后产生动物、植物。经过上述变化，万物就产生出来了。道虽无生灭，但无论天地还是万物却有终始，因为它们都是有消长变化的物，都有一个生长、发展、消亡的过程。因此，他进而描述说：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观物篇五十一》）
《易》之数穷天地始终，或曰：天地亦有终始乎？曰：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观物外篇上》）
对于天地而言，这个终始过程被邵雍称之为“一元”。由此，他在先天易学阴阳消长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元会运世为表述方式的时间观来描述天地的一个生灭过程。
元会运世的推演，建立在阴阳消长的基础上，其间的阴阳交会，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生生不息。因此，邵雍将元会运世与四季做了对应：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时也；元之会以春行夏之时也；元之运以春行秋之时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时也。会之元以夏行春之时也；会之会以夏行夏之时也；会之运以夏行秋之时也；会之世以夏行冬之时也。运之元以秋行春之时也；运之会以秋行夏之时也；运之运以秋行秋之时也；运之以秋春行冬之时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时也；世之会以冬行夏之时也；世之运以冬行秋之时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时也。（《观物篇六十》）
元会运世，如四季更替，体现的是大化流行中的阴阳消长。邵伯温对此做了比较明确的解释：“春夏秋冬，一岁之运，其变如此，在大运亦然，不过乎阴阳消长而已。”（《观物篇六十》）春夏秋冬是“年”这个时间单位内的阴阳消长，岁月日时是“世”这个时间单位内的阴阳消长，而元会运世则是天地一个生灭过程内的阴阳消长。阴阳消长正是元会运世与春夏秋冬季节轮回的相通之处，但最接近元会运世并有共通之处的是岁月日时这一组时间单位，而且他们之间有固定的数量转换关系。今据《皇极经世书》中三张历史年表（“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将其间之数量关系列表如下：
元 | 12会 | 129600岁 | 岁 | 12月 | 4320辰 |
会 | 30世 | 10800岁 | 月 | 30日 | 360辰 |
运 | 12运 | 360岁 | 日 | 12辰 | 12辰 |
世 | 30岁 | 辰 |
由此，天地一个生灭过程为一元所经历的时间，即：一元、十二会、三十运、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应当指出，这种数量关系，表面上是单位的换算，而实质上是阴阳消长的体现。邵伯温对元会运世的解说比较到位，他说：
一元在大化之间犹一年也。自元至辰更相变而至辰之辰而后数无穷矣。穷则变，变则生，生而不穷也。皇极经世但著一元之数，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终而复始也。[⑧]
朱熹也指出，邵雍的元会运世说，实际上讲的“只是一个盈虚消息之理”：
一日有一日之运，一月有一月之运，一岁有一岁之运。大而天地之终始，小而人物之生死，远而古今之世变，皆不外乎此，只是一个盈虚消息之理。[⑨]
应当说，邵伯温和朱熹在这里对邵雍元会运世说的理解，都切中了邵雍通过阐发易学而概括天地阴阳消长的学术风格。在邵雍，一元是宇宙大化流行中阴阳消长的一种模拟，可以暂以一元为单位，又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引申。一元是阴阳大化流行的一个比拟，可往更大的时间单位引申，如比元更大的单位；也可以往更小的时间单位引申，如比辰更小的单位。正是元会运世、岁月日辰等时间单位的交会往复，构成了世界的变化穷通，生生不息。这种比拟是对阴阳消长更具体的描绘，而由天地之阴阳消长，推到人事的进退取舍，才是邵雍的用意。邵雍在将元会运世与四季更替作一对应后，进一步引申出人事变化：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
……时有消长，事有因革。非圣人无以尽之。所以仲尼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知千万世之时，千万世之经，岂可画地而轻言也哉！……
自尧舜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其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浃，民之情始可一变矣。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则贤之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然乎？人之难不其然乎？（《观物篇六十》）
凭借元会运世与岁月日辰之数，可观天地变化，可观万物消长，进而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由此因应于人事，将天道落实到人事上来，成就圣贤事业。这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路，使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最终趋向义理层面的表述，体现了宋代象数易学向义理易学的转向，而这种由象数易学推及义理易学正是邵雍易学思想的特色之一。
邵雍建立起一种以元会运世为表述方式的先天象数学，试图推天道以明人事，成就“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观物篇五十二》）的圣贤事业。无怪乎张岷叹其学“本诸天道，质以人事，辞约而义广，天下之能事毕矣。”[⑩]
三、《易》之大纲：未然之防
在邵雍看来，天地万物皆可观，因为“事无巨细，皆有天人之理”。（《观物外篇下》）因此观物可以得其理，此过程也即“明体”，属于“推天道”。既然万事万物皆有理可观，那么载之于经典中的历史事迹，也是他必须考察的对象，也是可观之物，一样可以通过观史以明其理。由此他强调“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观物外篇下》）进而，他把历史事迹放入自己编织的元、会、运、世象数体系中，通过这套象数体系来推演天地万物阴阳消长，由数显理，进而藉由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变化，以明人事兴衰之理。在邵雍，明于人事的治乱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应对“未然之防”。
邵雍以元、会、运、世为时间单位为框架，借天地万物的阴阳消长变化之理，来警示历史进程中的治乱皆有理可循，时人当变通趋时。这正是传统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运思理路。这种思路无关灾异迷信之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天人合一式的哲学思维。至于后人由此牵强附会进而推邵雍之书为卜筮之书，本与邵雍及《皇极经世书》原旨无关。在邵雍看来，能够变通趋时以应天道、明人事的主体，是灵于万物的人中之人，即大人、圣人。《易传》曾提到大人之德贵在与时消息、知进退存亡的理性品格，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12]“损益盈虚，与时偕行”。[13]邵雍正是继承了这种与时进退的精神而对历史陈迹作以阐发，其《行止吟》云：“时止则须止，时行则可行。时行与时止，人力莫经营。”[14]这种知时应变、与时消息以明乎进退存亡之论历来为传统儒家哲学所提倡。围绕人事进退，邵雍提出“君子从天不从人”，以灵活态度因应时变的主张，并强调为治之道不可胶柱鼓瑟：
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为变。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吉，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悔者吉之先，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观物外篇上》）
为治之道必通其变，不可以胶柱，犹春之时不可行冬之令也。（《观物外篇上》）
非但不能胶柱而昧于时变，更关键的是要做“未然之防”，因为这关乎“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观物外篇上》）的大事，所以邵雍进而提出“是以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观物外篇上》）在此，邵雍强调《易》之大纲落实于人事上就是“辟之于未然”、“阖之于未然”，这样才能做到“天下之事物，皆以道致之”而收到“精义入神以致用”之功：
夫《易》者，圣人长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长也，辟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阖之于未然。一消一长，一辟一阖，浑浑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观物外篇上》）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则休戚不能至矣。天可以理尽而不可以形尽，浑天之术以形尽天，可乎？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精义则不能入神，则不能致用。（《观物外篇上》）
在此，邵雍的“未然之防”，提出了关乎实现其所主张的明体达用这一关键问题，即推天道之阴阳消长又何以知人事兴衰治乱之道以及如何因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答案用邵雍的话说就是“得时则能变化”。（《观物外篇上》）也即明察阴阳消长之间的“未然”。这个“未然”，邵雍遵循《易传》的称之为“几”，并解释说：
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其间难小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15]
须识天人理，方知造化权。[16]
人心先天天弗违，人身后天奉天时。[17]
所谓的“几”，是事物最初发展过程中的动向，将形未然，如果不用心细究，很难觉察。“人心先天天弗违，人身后天奉天时”，这种强调人循天时而动不失时机的思想，即《易传》中“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思想。《易传》也一再强调要“极深而研几”：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18]
显然，邵雍提出的“《易》之大纲”是对《易传》“极深而研几”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易传》一直强调的“极深而研几”之务，事物的发展在最初发动时，并不明显，一如青萍之末，但当人看到具体变化形态时已经是势头明显之时，这就不是“几”而是“势”了，此时再采取应变措施已有被动甚至大势已去的危险。所以“大人”要成就天下大事或有所举动，必先“研几”以从根源上下手，善于发现与创造先机，提前预见并察变、知变以应变，而不单单是被动应付，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所以传统哲学尤其是易学思想中一再强调要知进退存亡之机、要察几通变。[19]
邵雍曾一再强调防微杜渐。他还以历史上的田氏代齐事件为例指出：
夫齐之有田氏者，亦犹晋之有三家也。晋之有三家，亦犹周之有五伯也。韩、赵、魏之于晋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夺其国。田氏之于齐也，既得其禄，又专其政，既杀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岂无渐乎？履霜之戒，宁不思乎？（《观物篇五十六》）
邵雍的这一思想，明显来自《易经・坤卦》爻辞“履霜，坚冰至”，以此来提示历史沿革是由细微到显著慢慢发展而来，不可不戒慎于未然之几。
邵雍强调应时之用、未然之防，故而有“自然而然者，天也，唯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时行时止，虽人亦天也”、“天道之变，王道之权也”（《观物外篇上》）等说。同时，邵雍还大为赞叹孔子为知几者，其诗云：“何者谓知几，惟神能造微。行藏全在我，用舍系于时。”[20]邵雍强调人事兴衰治乱，贵在知时以权变，这正是传统儒家研《易》之所以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缘由。[2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针对邵雍象数易学中“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一理路，并不能推出邵雍的《皇极经世》是预卜历史未来之书[22]，《皇极经世书》也不象邵伯温所说的是一本“以天时验人事”、“以人时验天时”之书[23]，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一元吟》诗中自述，以一元论历史兴衰是一种方便假设，根本谈不上验与不验的问题。邵雍在其诗中自述：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
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24]
邵雍这篇诗作表明，他以一元作模拟假设，目的是基于疏离纷乱的历史陈迹，以便识其间治乱兴废，由迹而见其“所以迹”；而一元的模拟，同样是便于“方策”的记录，一如历史著作中的编年体类史籍便于记录的同时更便于观看[25]。所以，邵雍通过元会运世说，要观的对象不是神秘的“天机”或“预言”，而是事物、事件本身发展变化的规律，相对于其历史年表而言，它的意义是“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即于史籍中见古今兴衰之理，以史明治乱之道。同样，邵雍的先天象数易学并无神秘可言，它所表达出来的，是试图把握天地万物消长变化的规律，是一种理性认知的努力，用传统哲学尤其是易学自身的语言来说，这种变化规律，就是阴阳消长之理。这才是邵雍“本诸天道，质以人事”的用心所在。今人在对待邵雍象数易学体系时应注意将之与灾异占验之术区别对待，其象数易学尽管过于比附但毕竟与预卜灾异无涉。
综上所述，邵雍的先天易学冲破了传统笺注式解《易》风格，不再拘于以往经学注《易》的束缚；同时一反传统易学诠释模式中的引用讲解、凸显“用《易》”的治学取向。邵雍的这种易学品格，是汉唐象数易学向宋明义理易学过渡的一个鲜明特色。而邵雍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转化汉唐经学视域下的以象数为主要特色的易学理路，进而构建以阐发内在义理为主要倾向的宋明易学。邵雍先天易学中的复杂推演，实借《易》之象数以拟阴阳消长之理，表面上是在推天道，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推天道”之举以察人事兴衰治乱之理！这凸显了儒家追求经世之功，以臻于内圣外王境地的儒学品格，也正是邵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之所在。
课题简介：本课题受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基金项目资助
注：该文已发表于《周易研究》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宋锡同（1973-），男，山东潍坊人，哲学博士，专业研究方向为《周易》哲学与传统文化、儒释道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胡东东（1970-），女，法学学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研究馆员。
[①]“推天道以明人事”为四库馆臣对儒家易学旨趣的总结，即“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见：《经部一・易类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注：本文所引用的四库全书文献，均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本文脚注中亦简称四库本。
[②]（北宋）邵雍：《观物外篇下》，《皇极经世书》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七・术数类一》。注：以下凡引《皇极经世书》只在文中注明篇名，均为四库本。
[③]（宋）朱熹纂集：《邵雍康节先生》中引张岷语，《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七・传记类三》，以下简称四库本。
[④]（清）王植：《总论》引邵伯温语，《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七・术数类一》，以下简称四库本。
[⑤]《总论》引蔡元定语，《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上，四库本。
[⑥]《皇极经世书》中所讲的一元周期中，天地产生后，才有万物产生，万物消亡后，天地才毁灭，从“开物”到“闭物”，只是作为一个时间段，包含在一元之, , 中。《观物篇》中提到“开物”与“闭物”的时间为从“开物始月寅之中”到 “闭物经月戌之终”。（分别见于见《观物篇十三・以元经会一》，《皇极经世书》卷三上；《观物篇二十四・以会经运十二》，《皇极经世书》卷四下）即指，一元之内，分子丑寅卯等十二会，物开于其中“子会”，并闭于其中“戌会”。今人在提及邵雍的元会运世说时，常将这一过程理解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其实按邵雍之说，人类历史只包含在“开物”与“闭物”的过程中，其他时间段，没有物、也没有人类历史可言。
[⑦]道藏本此处为“物由道而形”，郭 先生整理的《邵雍集》亦据此而改；见《观物内篇》，《邵雍集》第33页，中华书局，2010；本文主张此处应为“物由道而形”。
[⑧]《观物内篇之十》引邵伯温语，《皇极经世书解》卷七，四库本。
[⑨]（宋）朱熹：《伏羲卦画先天图》，《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儒家类》。
[⑩]《邵雍康节先生》中引张岷语，《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五》，四库本。
[11]今见四库本《皇极经世书》是邵伯温等人在邵雍去世后，将其《观物篇》与《观物外篇》合在一起刊出的，邵雍本人最早的《皇极经世》仅指三张历史年表，即把历史事迹系于其元会运世时间观下，而形成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三张由粗至细的历史年表。因而，邵雍最初的《皇极经世》可以看做是一部历史作品。
[12]《文言传・乾》，《易传》
[13]《彖传・损》，《易传》
[14]（北宋）邵雍：《行止吟》，《击壤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三・别集类二》，以下简称四库本；《击壤集》亦名《伊川击壤集》。
[15]《冬至吟》，《击壤集》卷十八，四库本。
[16]《苍苍吟》，《击壤集》卷十七，四库本。
[17]《苍苍吟》，《击壤集》卷十七，四库本。
[18]《易传・系辞上》
[20]《浩歌吟》，《击壤集》卷十五，四库本。
[21]王新春先生也强调《周易》中“时”对于人的意义，他指出：“《周易》‘时’的哲学发轫于古经而成熟于《易传》。这一哲学晓示人们，大宇宙和社会人生中的一切，都发生、存在、流变于特定的时下，而带有相应的时性；人也是一种时的存在，但人却完全可以成时与遇的成功回应者与驾驭者。”见王新春：《<周易>时的哲学发微》，《孔子研究》第六期，2001。
[22]四库馆臣在《皇极经世书・提要》中说：“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 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然邵子在当日用以占验无不奇中，故历代皆重其书”；但配卦说乃邵雍之后人所为，邵雍本人也反对占卜之术，他认为“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闲行吟》，《击壤集》卷七）故占验说，皆为不实之辞。
[23]邵伯温在表述《皇极经世》内容时说：《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至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见《总论》，《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上，四库本）此处，邵雍所言“以天时而验人事”、“以人事而验天时”实属臆解，与邵雍本意不同。
[24]《皇极经世一元吟》，《击壤集》卷十三，四库本。
[25]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所推出的历史年表完全是背离史实的套用，而是说，他的历史年表只是按一定的时间框架编写，但不存在预卜未来的问题。《皇极经世书》中的历史年表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的编年问题，应有其相当历史根据，并非毫无根据的比附，亦不失其历史价值。南宋初期大儒胡宏的史学著作《皇王大纪》在尧以后皆本《皇极经世》纪年，元代察罕著《帝王纪年纂要》亦本于邵雍《皇极经世书》中的纪年。有关胡宏对邵雍经世纪年的推举，向世陵先生在研究中指出：“他（指胡宏）称颂邵雍为‘西洛先觉’，邵雍的《皇极经世》被胡宏奉为圭臬，他的《皇王大纪》主要采用的就是《皇极经世》的编年记载。”（向世陵：《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第4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郭 先生在研究中指出：“《皇极经世》‘以运经世’中所推夏商周年表，较之今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更为详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的重要参考资料。”（郭 ：《邵子全书注》，《导读》第6页。注：该处引文为郭 先生尚未出版的手稿，截止目前，该书稿在进行最后校对，尚未出版，获郭先生同意引用其资料时暂按其样稿页码标注）郭氏进一步指明《皇极经世书》中的三张历史年表“只不过是以元、会、运、世来作为天地开辟的计时单位，着重用来说明中间三千年人事的一部‘虽明天道而实责于人事’的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邵雍易学中元会运世说所涉及的三张历史年表并无配卦之说，为其配卦之举乃始于邵伯温、张行成、祝泌等人所为。
宋锡同 胡东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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