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由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组合的奇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儒道两家的基本经典。太极图是易经的图像模式，道家和道教的徽记性标志，享有“天下第一图”之誉，日益成为人类共有的国际性标志。对太极图的研究，已成为一种国际文化现象。关于太极图的著述，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太极图的来源，迄今为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根据民间流传的原始道符和悬鱼风俗，曾在国际道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太极图根植于古蜀原始宗教的观点。近年来，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发掘作深入研究，发现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与古蜀天文学、易学有密切关系，太极浑天学说是破解巴蜀千古之谜的金钥匙。本文仅以金沙金箔为“古蜀太极浑天仪”说，就教于方家。

   一、 易图在蜀

   《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图即太极八卦图，始自易经。以图解易是道家和道教研习易经的一大特色。但是，宋代以前，人们对易图并不重视。宋人郑东卿在《先天图注》自序中说，他所见到的“先天图”，“无文字解注，而亦为无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圆相生图，为先天图注脚。”郑东卿将世人视为无用之物的易图当做宝物，为之作注，可谓独具慧眼。南宋时，这种“无用之物”，居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赵宋天子的金銮宝殿。绍兴四年（1134），朱震为皇帝讲解《周易》，向宋高宗进呈了周敦颐的太极图；干道二年（1166），又有张行成向孝宗皇帝进呈易学七书，书中载有《易先天图》三种，从而兴起了经久不息的易图之风。

   宋代易图之风发端于司马光为扬雄平反。西汉思想家扬雄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著《太玄》，被汉代以班固为首的群儒定为“诛绝之罪”，称“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诛绝之罪也。”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以大无畏之勇气，注《太玄》，作《读玄》、《说玄》，把扬雄从千古罪人“推崇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太玄集注•前言》）的极高地位。

   扬雄被定为“诛绝之罪”的历史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基因考虑，古蜀人的思维模式与中原思维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巴蜀易学与中原易学的矛盾冲突。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奇才辈出，动辄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为中原易学所不能容，毁誉悬绝。除了扬雄之外，汉代易学家赵宾又是一例。

   赵宾运用历数解易，发现了孔子易经中“明夷卦”的错误，予以纠正，惹出大祸。据《汉书》记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意思是说，赵宾对明夷卦的解释，受到群儒的围攻，以致连他的老师孟喜也不敢承认他是他的学生了。这桩冤案，直到北宋末年王观国著《学林》才得以澄清。王观国对赵宾之说作了全面考察，得出结论说：“文王重爻之时，于明夷六五之辞，不应豫言箕子之明夷，此学者素以为疑也。赵宾训易，欲避此疑，故谓箕子者，阴阳之气，万物方兹，非商纣之箕子也者。”清人惠栋进一步指出：“明夷体坤，坤终亥出子，故云‘其子之明夷’。班固不通易，反以宾言为非。”赵宾精通象数，效扬雄之法，独辟蹊径，持论巧慧，为他人所不能驳倒，表现出巴蜀易学强烈的创新意识。孔子作《易传》，对于传承周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不懂天文，将“其子”改为“箕子”；又因班固不懂周易，固守传统，以赵宾之是为非，反铸千古冤案。扬雄对赵宾遭受诸儒围攻，没有趋炎附势，而是以科学的态度，采其说以为己用。

   司马光重新评价扬雄及其重要著作，成为宋代大兴易图之风的先导。卷入易图之风的学子，大都是历代重要人物，除北宋大臣、历史学家司马光之外，还有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明代易学家赵谦、赵仲全、来知德，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主要著作有司马光的《太玄经集注并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郑东卿的《先天图注》、张行成的《翼玄》（亦作《翼元》），赵谦的《六书本义》、来知德的《易经来注图解》、赵仲全的《道学正宗》，黄宗炎的《太极图说辨》、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的《太极图授受考》、胡渭的《易图明辨》等等。这些著作大都以图解易，力图探索易图之源，巴蜀因此而成为关注焦点。张行成在《易通变》中说：“先是（邵）康节之学有所传十四图者，世莫之传。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为象数之用。”比张行成略晚的袁桷借薛季宣、袁溉之语评论说：“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争阴购之。”士大夫要得到太极图，须“走后门”“阴购”，其风之盛，可见一斑。朱熹为了从蜀地得到太极图，于绍兴四年（1193）嘱其友蔡元定（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三图”（袁桷《谢仲直易三图序》）。据说此图出自蜀之隐者或青城山之隐者，亦说出自五代道士陈抟，或说出自后蜀彭晓注魏伯阳之参同契所作炼丹图等，不一而足。但是，迄今为止，从现存文献中能够见到的最早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张先成所作先天图。南宋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张行成隐居成都，“杜门十年”，著书七种，其中《翼玄》一书，对扬雄的《太玄》作了全面阐释，并以“玄图”为本，作“易先天图”三种，即：“先天方图”、“先天圆图”及“方圆合一图”。

   二、“玄图”浑天

   张行成认为易就是浑天象，并说：“盖易者，天用地数，以圆包方，地在天内，浑天象也。”（《翼玄》卷一）“易图方圆合一者，地在天中，浑天象也。”他用“浑天象也”四字为先天图作注，精辟地揭示了扬雄《太玄》及其“玄图”与浑天说的内在联系。

   今人郭认为张行成的“太极观是具体的六爻卦，是形而下的”，“不以先天图中间虚处为太极，就不会有《易先天图―浑天象》之图。”（郭：《易先天图―浑天象非张行成之图》，周易研究，1995.4.）今人张其成对郭之说火冒三丈，提出了四条理由为张行成辨诬。其实，郭氏只是对先天图的著作权表示质疑，并未否认先天图同浑天象的内在联系，所以说，正反两方都持易为浑天象这一观点，与张行成之本意并无出入。不过双方都只谈出了各自的看法，并没讲出足以服人的事实。因此，有作补充之必要。

   首先，张行成肯定扬雄是浑天派人物，还有更直接的论述。《翼玄》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话：“盖浑之理无异，唐一行能知之，而盖天家失其本原，故子云、（邵）康节皆非其说也。”这段话很值得玩味。“盖浑”指中国古代的盖天说与浑天说两大天文学派。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似盖，“以念苍穹”（《诗经•大雅•桑柔》），持此说者称做盖天家；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浑天仪注》）持此说者为浑天家。盖浑两说确有差异，所谓“无异”是指其学说来源都与易有关，盖天家“失其本原”是后来的事。僧一行是唐代浑天说的代表。子云（即扬雄）以盖天说为非，有史可证。据《隋书•天文志》记载，“杨雄难盖天说八事以通浑天”，所提出的八个问题，都是以盖天说制定的历法在当时与实际不符的现象，持盖天说者面对扬雄提出的质问，无言以对，所以史称“八难”。张先成所说子云“非其说”不误。

   其次，扬雄是张衡最崇拜的浑天学家。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持浑天说，改制浑天仪，用以观测天象，著有《灵宪》和《浑天仪注》，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张衡对比他早一百多年的扬雄十分崇拜。《后汉书•张衡传》说，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之属，使难论阴阳之事，汉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得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据说张衡所作的“悬图”即扬雄的“玄图”，并为《太玄》作过注。张衡传全文收录《思玄赋》，也与《太玄》有关，足见扬雄对张衡影响至深。

   最后，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扬雄所著《太玄》集浑天说之大成，是现存浑天说的开山之作。《太玄》开宗明义，在《玄首序》中说：“驯乎玄，浑行无穷正象天。”宋注：“驯，顺也。”陆注：“浑然象天周运。”司马光注：“扬子云叹玄道之顺，浑沦而行，终则复始，如天之动无穷也。”又《玄测序》说：“初一 昆仑旁薄，幽。测曰：昆仑旁薄，思之贞也。”范注：“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数也。”浑天思想是《太玄》一书的主旨，他所说的太玄，顺应天道，永不停止地圆转绕行，表现出“昆仑天地”的浑天宇宙观。对此，司马光在“说玄”中也说得明白：“图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参分阳气以为三重，极为九营，是为同本离生，天之经营也。’本传曰：‘雄覃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者，谓玄首也。” 襄陵许翰注《玄首都序》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玄象浑天，一阴一阳相比而参三之也。”

   扬雄的浑天思想，通过“玄图”更集中更形象地表现出来。他在《太玄》中对“玄图”作了全面地描绘：“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载庶部，分正群家，事事其中。阴质北斗，日月畛营，阴阳沈交，四时潜处，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轸转，驯幽历微，六甲内驯，九九实有，律吕孔幽，历数匿纪，图象玄形，赞载成功。”这里所说的“图象”即“浑天”，包含了天地、日月、阴阳、四时、五行、六合、六甲、二十八宿。玄与易的最大区别在于：易取八，共六十四卦，玄用九，共八十一首，由此奠定了“太玄历”的历法基础。

   三、日月为易 

   巴蜀易学与中原易学的矛盾性，不仅是流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源的表现。也就是说，从易的源头开始，就存在着质的差异。《说文》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语道破易的本质。《易•系辞》曰：“县象莫大乎日月”，“阴阳之义配日月”，离为火，为日，在南；坎为水，为月，在北。“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说明日月阴阳乃易的核心。

   但是，从中原金文和甲骨文中“易”字的表现，“皆荒诞不足辩”（见《说文•易部》）。今人王风经过详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说：“在周人称筮法为易的时候，易字字形里还没有明显的‘日’字结构，更没有‘月’字结构。因此，‘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非但不是造字之本谊，而且也不是古人以易名筮的最初依据。由于这样的缘故，我们在探寻《周易》字的原初意义时，不得不放弃‘日月为易’之说。”（王风：《易为溢策》)此论甚当。不过，这种放弃只能限于中原易学文化圈，巴蜀易学文化不能包括在内。因为巴蜀易学主“日月为易象阴阳”之说，其代表人物，不仅有扬雄的理论，而且还有落下闳的实践。

   扬雄《太玄》关于“日月为易象阴阳”的主题非常鲜明，《玄测序》辟头就说：“盛哉日乎，炳明离章，五色淳光。夜则测阴，昼则测阳。昼夜之测，或否或臧。”此外如说：“日幽嫔之，月冥随之”，“日嫔月随，臣应基也”，“日月往来，一寒一暑”，“日一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日不南不北，则无冬无夏；月不往不来，则望晦不成。”充分体现出“日月为易象阴阳”的主题思想。

   扬雄《太玄》以日月阴阳为根本，创建了一个包括玄数、玄象、玄测、玄术、玄图、玄都在内的浑天学说体系。扬雄创建这个体系的目的在于纠正《易传》的错误，“律则成物，历则编时”（《太玄•玄测序》），“为后人立纪律，以垂法后嗣”（《汉书》本传）。《易经》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的早期形态，主要是干支纪日，以一年360日为基数。这种历法有一个缺陷，因为一年的实际天数是365.25天，用干支纪日很不准确。孔子作《易传》，起点近于寅正，即所谓夏时，基本上沿用干支纪日法。西汉孟喜创立卦气说，除去坎、离、震、兑四正卦，将一年365.25天分散到其余60卦之中，形成“六日七分说”，本质上仍是干支纪日法。扬雄制定的《太玄历》，没有采用孔子的寅正为起点，而是采用赵宾“阴阳气绝，未有萌兆”之说，用子正作起点。西汉年间，孟喜的“六日七分说”轰动一时，扬雄也没有采用，而是仿太初历，采用“81分法”，即以一、二、三错布于方、州、部、家四重，共81首，每首9赞，每两赞为一昼夜，一年364.5日，从太初上元正月甲朔旦冬至无余分起，后1539岁甲辰朔旦无余分，与易经、易传的历法相比，具有相当高的准确度，是当时最科学的历法。

   扬雄的浑天说体系，不是凭空架构，而是有坚实的天文科学实践基础。据《桓谭新论》记载：“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随尺寸法度，殊不达其意，后稍有益喻。”（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引）这是说扬雄小时候曾亲手做过浑天圆仪，只是做得不好，“不达其意”。扬雄之所以向黄门老工谈及此事，显然是为了从黄门老工那里学得制作浑天圆仪的绝窍。此外，扬雄还亲自参与天象观测，“图画形体行度，参以四时历数、昏明昼夜”。扬雄的天文知识，还来自于著名天文家落下闳的科学实践。他在《法言•重黎》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能违也。”（查有梁《世界杰出天文家落下闳》引）这里所说的“落下闳营之”，与《太玄》中的“玄术莹之”有密切关系。

   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中国西汉民间天文学家，汉武帝年间应征到长安，与邓平、唐都等合作创制历法，负责研制浑天仪，进行天文实测，验证推算，转天度以应历法，采用“81分法”，创制出我国古代第一部有完整文字和数字的科学历法《太初历》（即《三统历》）。《太初历》自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施行达两千年之久，中外学者对其评价甚高，成为我国历法史上划时代性标志。落下闳改历成功，是与前人积累的科研成果分不开的。已故四川大学教授吕子方先生指出，落下闳制《太初历》，接受了“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初具规模，成为整套的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

   落下闳参与改历，采用了古代巴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甘露二年（前52）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圆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晋书•天文志》也说：“汉太初，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圆仪以考历度。”由此可见，唐都分天部，配合落下闳转天度，不是采用圭表测影观测法，而是应用浑天圆仪测量日月行度。这种浑天圆仪，落下闳作为民间天文家，深谙其法；扬雄年少时亲手做过，黄门考工懂此技术；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的张子信还使用过浑天圆仪。事实说明，浑天圆仪在汉代以前的巴蜀之地相当流行。广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为探索原始浑天圆仪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特别是金沙遗址简直就是一个天象观测仪各种配件和相应祭祀用品的加工工场，规模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金沙遗址出土的圆形金箔，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轰动，是最为珍贵的国宝，也是我们探索古蜀浑天圆仪的关键。这件采用纯金锤揲的圆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一空心圆，周围有等距离分布的12道象牙状旋转芒纹，外层是四只逆向飞行的鸟。一看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圆形金箔，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扬雄的“玄图”和张先成的“先天图”。整个圆形金箔为一太极，外层为实，为阴，四鸟镂空，为虚，为阳，即实中有虚，阴中有阳；阳光从镂空部分透出，显示光亮，为阳；实体部分显示出阴影，为阴。实体上部接受光亮，为阳，下部不受光，为阴。这一阳一阴，阴阳相含，是为两仪，外层四鸟象征四象，四鸟的头和腿脚前后延伸，可解为四象生八卦。如果说考古发现的伏牺“双龙古太极图”、商周“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以及“龙凤太极图”、“双鱼纹样图形”、“双凤纹样图形”等可以称做太极图的话，那么，金沙金箔的“日月为易象阴阳”，与阴阳鱼太极图更为贴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金沙金箔视为“先天太极图”的实物资料。

   更为有趣的是，内层十二道象牙形芒纹，严格说不只十二道，而是二十四道，一半为虚，一半为实。为虚者，象飞旋的齿轮，从左向右旋转，为实者，与外层连同四鸟，从右向左旋转。此种形制与张先成的先天圆图不谋而合。《翼玄》卷一说：“先天图合为一天也，右行者，逆生气以变时也；左行者，顺布气以生物也。天地之道，逆境所以自生，顺境所以生人，亦忠恕之理也。”先天图的左行、右行，玄图的左行、右行，阴阳鱼太极图的左行、右行，都是一脉相承的。而扬雄的“玄图”，更是这种左旋右旋而中空的真实写照。“玄图”以罔、直、蒙、酋、冥代表五方，罔为北、直为东、蒙为南、酋为西、冥为中。《玄文》曰：“罔蒙相极，直酋相，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所谓“冥”，《说玄》解释为：“冥者未有形也。”金沙金箔尽管被定名为“太阳神鸟金箔饰”，但考古学界仍有不同看法，如黄剑华著《金沙遗址》一书就认为圆形金箔的中空部分：“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这种“漩涡”“云气”，就是“玄图”的所谓“冥”。从字面上看，玄通悬，也可解为幽深之水。因此，可以断定，“玄图”是金沙金箔的图象表现，金沙金箔是“玄图”的实物原型。

   《周易》、《易传》和《太玄》都是同观象授时和编制历法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典型的是二十四节气的确立。二十四节气全部名称出现在汉代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在《尚书•尧典》中只有“四仲”（即：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没有冬至、夏至之分。金沙金箔的四鸟象征四象，四象没有定位，与《尚书》时代吻合。因此，二十四道阴阳芒纹，早先是通过对望朔的观测，以推算天度，计算一年的十二个月，形象地体现出“日月为易象阴阳”的易理。这比《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年为八个月已前进了一大步。到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头顶出现十三道回形芒纹时，已懂得了19年7闰的道理，开始实行闰年为13个月。这种计算法是以阳虚部分漏光的直射定夏至，明显区别于圭表观测法。落下闳制作浑天圆仪，转天度以应历法，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相当普遍的天象观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把金沙金箔同金喇叭、青铜立人像等众多出土文物组合在一起，按《易经》实行“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配以八卦，再按扬雄的浑天说理论和“81分法”，可以进行科学的天象观测和历法推算。

   古蜀人通过天象观测，计算出农耕和渔猎季节，并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发布政令，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的箭穿鱼、鸟图案，应视为古蜀统治者发布渔、猎生产命令的符号表现，亦即权力的象征。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羊子山，秦时建张仪楼，以后又建散花楼，都是古蜀进行天象观测的场所。成都是天象观测之都，亦即扬雄所说的“玄都”。我主张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组合成的天象观测仪，定名为“古蜀太极浑天仪”，加以制作和推广，同现代天文观测和天气预报结合起来，开展寓教于乐的天文科学活动，重现昔日天象观测之都的辉煌。

                                                            作者：魏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