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帛书《周易》出土及整理概况
帛书《周易》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盛于一漆盒内。帛幅高约48厘米，宽约85厘米，墨书。由于是折叠后放置，腐败后而成片状。所以从后来的拼接复原后可以推知，其折叠方法是：先将帛卷首尾对折，并如法又对折两次，然后再上下对折而成。显然这种方法虽然减少了存放空间，但数以千年的埋藏，叠状的帛卷确残损了不少文字。
关于帛书《周易》的整理发表，却是相当漫长的，完全可以用“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形容。1973年帛易出土，然而此后经过了约十二年，即1984年的《文物》第三期才发表了帛书《周易》经文，即《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十四卦〉》。其易传部分的整理公开就更晚了，其在帛易问世的30年后。1992年《马王堆汉墓文物》刊载了帛书《周易》和《易传》之《系辞》部分的全部照片和图版释文。13年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刊发了陈松长、廖名春合释的《二三子问》、《易之义》、《衷》、《要》传文。1995年后，朱伯先生主编的《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又收录了廖名春的《缪和》、《昭力》之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也刊了是二篇的别一种释文。至此，帛书《周易》的经传释文才全部发表问世。
二、帛书《周易》的研究概况
相对于帛书，《周易》的整理发表而言，对其的研究却热烈得多。最早的研究文章可以说是1974年韩仲民的《帛书编号目录》（署名晓函，发表于《文物》第9期上）。其次是于豪亮写的《帛书〈周易〉》（虽然当时未发表，但成果应算其时）。二者是在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公布之前的。经文释文发表后，出现了热烈的研究场面，王辉、韩仲民、李学勤、刘大钧、周安升等对帛书经文的校释、卦序、卦位以及成书年代等方面展开了讨论。邓球柏于1987年出版了《帛书〈周易〉校释》；1992年李学勤出版了《周易经传溯源》（新定增补版更名为《周易溯源》）；张立文的《帛书周易注译》和韩仲民的《帛易说略》可谓帛易研究较早的几部专著了。在1992年帛书《系辞》释文发表的推动下，掀起了帛书《周易》研究的又一次高潮。主要成果有：张政的《帛书〈系辞〉校读》、严灵峰的《马王堆帛书易经理》、陈鼓应的《易传与道家思想》和邢文的《帛书周易研究》等。
这三十多年里，尤其是头二十几年，对于帛书《周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帛书《周易》的篇目结构；（二）是帛书《周易》的文献学研究；（三）是帛书《周易》经传的学派属性。
（一）关于帛书《周易》的篇目结构
由于古人著书体例和现代略有不同，加上文章格式的差异，对帛书《周易》篇目结构的争议很大，得出较为学界公认的定论也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其中最为主要的争论有以下几种：
一是前面提到的韩仲民在《文物》第九期上发表的《帛书编号目录》，在未确定篇题的情况下，韩仲民先生将其分为五个部分，即《周易》经文部分，无篇题，字约五千二百，不分上下经；卷后佚书一，无篇题，尾有缺，存三十五行；卷后佚书二，名《要》，首有缺，存十八行，字一千六百四十八；卷后佚书三，名《昭力》，六千字；《系辞》，无篇题，字二千七百余。二是1991年周世荣的《略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认为，帛书《周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经六十四卦，无篇题且不分上下篇；第二部分是佚书五篇：第一篇自“二三子问”至“沂若厉，无咎”，无题名，不记字数；第二篇，首段残缺，末句为“小人之贞也”，亦不记字数；第三篇名《要》，记字数“一千六百四十”；第四篇名《缪和》，首句“缪和问于先生曰”，未记字数；第五篇名《昭力》，记字数六千。第三部分是《系辞》分上下篇，共计六千七百余字。其中于豪亮1976年写的《帛书〈周易〉》发表于1984年，他的分章法与周氏大略相同，唯指出第五篇尾记字数六千当是第四、五篇和数，同时关于《系辞》在指出六千七百余字的基础上还与通行本《系辞》作了详细的比较。到此，关于帛书《周易》篇目的争论最大的可能就是《系辞》字数的差距了。1990年张立文撰文《〈周易〉帛书浅说》提出了与于豪亮等关于《系辞》的不同意见，以为《系辞》后有墨色方块之后的文字并非其下篇，而为另一篇佚书，并定名《易之义》。随后不久，张立文《〈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在台出版，对帛书《周易》的编目作了新的概括，分《六十四卦》即经文部分，《二三子问》，《系辞》（无篇题，不分上下，字二千七百余），《易之义》（曾有人称作《衷》），《要》，《缪和》，《昭力》七篇。张立文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并成为帛书《周易》篇目划分的定论。
此外，在这一争论过程中，张政、李学勤等也提出过自己关于帛书《周易》篇目划分的看法。但其要，可以归于以上所列张论之中。
（二）关于帛书《周易》经传的文献学研究
对帛书《周易》经传的文献学研究如训诂、校雠等方面，著述颇丰，随手可以收罗的就有二三十篇。三十多年来，这方面是研究成果主要有：于豪亮的《帛书〈周易〉》、李学勤的《帛书〈系辞〉上下篇析论》（载于《江汉考古》1993年第一期）、丁南的《帛书〈周易〉别字谐音臆测》（载于《中华易学》1982年第二期）、季旭升的《谈帛书〈周易〉的别字谐声》（同前）、严灵峰的《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出土对校勘学的重大意义》（录入其《无求备斋学术新著》，台北商务引书馆1987年版）、王建慧的《马王堆帛书〈易经〉异文考》（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易经所学报》第十九期，1988年）、陈徽治的《帛书〈周易〉中的通假字》（载于《中华易学》1992年第一期）、黄沛荣的《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载于《周易研究》1992年第四期）及《帛书〈系辞传〉校正》（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刘大钧的《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一、二、三）（收入其《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王辉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载于《古文字研究》第十四期）、连劭名的《帛书〈周易〉卦名校释》（载于《文史》第三十六期）、吴辛丑的《从帛书异字看〈周易〉训诂中存在的问题》（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一期）以及张立文的《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系辞〉的比较》（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等等。此外，还有专字专论，如刘保贞的《从今、帛、竹书对比解〈易经〉“亨”字》等等。
至于帛书《周易》的文献渊源方面，主要有刘大钧的《帛〈易〉源流蠡测》及邢文的《帛书〈周易〉研究》等。前者经研究考定，帛书《周易》是与王弼所传费直古文易本（即通行本）不同的本子，乃汉初田何所传的今文《易》本。今本“十翼”之文是在帛《易》的基础上编订而成。并指出，帛本这一田何系统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而随时代的变迁，今义得势，古义则只于民间绵延相传。后者在关于通行本和帛书《周易》或有继承关系的问题上略同于前者。而作为一本专著，它更详实地讨论了帛易的卦序问题、卦气思想和五行古义等。
（三）关于帛书《周易》的学派归属
帛书《周易》的学派归属的讨论也是帛易出土后的一个讨论热点。主要而言是以陈鼓应先生和吕绍刚先生为代表的道家和儒家二派之争。讨论始于陈鼓应先生1989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第一期的《〈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之作》。不久，陈先生在得到吕绍刚先生回应后又相继撰文如《〈易传•系辞〉所受庄子思想影响》（《哲学研究》1991年第四期）、《〈易传〉与楚学齐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五论〈易传〉非儒家经典》（《周易研究》1992年第二期）等。其讨论高潮大概是陈先生的《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为现存最古的道家传本》（《哲学研究》1993年第二期）一文。该文以为帛本《系辞》是以道家为主而融合了阴阳、儒、墨各家思想来解《易》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举出了帛书《系辞》的基本范畴“大恒”为铁证其道家属性。另外，许抗生《略说帛书〈老子〉与帛书〈易传•系辞〉》（《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及李定生《帛书〈系辞传〉与〈文子〉》等亦与陈先生同论其为道家之作。
儒家立场的挺立者吕绍刚先生撰文《〈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89年第八期）首先与陈先生争锋相对。他的立场还得到了廖名春《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七期》和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国学研究》第二卷，1994年）等的应和。也有持折中立场的方家，如张岱年《初观帛书〈系辞〉》（《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和余敦康《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底蕴》（同前）。争论在陈鼓应先生的《〈易传〉与道家思想》（1994年在台湾出版）一书的问世而告一段落。
如果说以上这些讨论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上研究的话，那么近些年来，发表了不少特就《周易》本身，尤其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帛书《周易》的研究论文，而专著则相对较少。这说明要在帛易研究上取得大的突破性的成果实较难。譬如这些研究有：宋立林《帛书〈缪和〉、〈昭力〉中“子”为孔子考》（载于《周易研究》，2005年第六期）、朱冠华《帛书与今本〈周易〉之乾、坤二卦四题》（同前）、邢文《程伊川与马王堆之间》（《周易研究》，2005年第三期）等等。
三、关于帛书《周易》研究的几点认识
出土文物往往能引起一股学术思潮，自汉时孔壁坏而得古文书至晋时得竹书皆如然。近代中国倍受凌辱，国人疑古迭兴；加上先进的科学考古发掘的推动，这种现象更是明显。如上世纪初甲骨文及帛书的发现对疑古思潮的推波助澜之功。1973年的帛书《周易》的发掘，在易学界也掀起了一股热浪；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何尝不又是类似背景下的产物？我们或许太相信地下的东西了，以至于手上的东西未来得及细嚼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出土文物上。鉴于此，反观帛书《周易》的研究，试就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是帛本与通行本的先后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主要所指实际上是经之卦序问题和易传的写作先后几其关系问题。于前者，显然两种本子都是后人整理的结果，都是处于有意识的安排，而内容本无多大差异。于后者，很多人主张帛本要先于通行本，但也有少数人持相反意见。综合两个问题，其实对于解决《周易》的起源等核心问题几乎无益。因为他们本身也不过是处于流的中央，是应用的结果。而况《系辞》谓伏羲作八卦文王重卦等记载本身亦是一个结果，本身亦是一种值狐疑的结论。类此，从抄写年代和内容来考订帛本、通行本的写作等问题之于《周易》研究未必很重要了。
二是关于帛易与数字卦问题，张立文先生的《帛书周易注译》中写了一篇《帛书〈周易〉浅说》其上罗列了若许关于数字卦的例证（主要是出土器物），并说到一、七为少阳，五、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八为少阴。然而所列数字卦有五九与六者，而未见变卦，奈何？则或时无变卦一说？又，后文“综观初筮再筮有本卦之卦”云云，初筮再筮是占卦，本卦之卦是变卦，未可混一。其说帛易卦符即有数字卦变来等诸论证不能叫人无疑。李学勤先生的《周易溯源》里则说“帛书卦画里面的阴爻都近于‘八’字形……其阴爻之所以些成那样的形状，只是由于竹简或帛书上的行栏很窄，如果写成中间断开的直线（ ）易于模糊混淆，从而有所变通，和数字卦恐无关系。”以为行栏窄之故作“八”字或可讨论，至于此与数字卦无关系确系至论。是否有数字卦一说，姑可一置；权当有之，则据诸家考证所知，数字卦存在于公元前千多年，而简帛之抄写则在战国以降。想来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已很小了。研究帛易不必把二者扯到一块儿。
最后是关于出土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意义及研究方向问题。邓球柏在其《帛书周易校释•前言》中写道：“卦名、卦辞、爻名……爻辞中与通行本不同的字是研究古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研究春秋、战国、秦、汉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极宝贵的材料。”在我看来仅如此说还不够，应当将这一条作为研究帛书《周易》的完全界限。至于帛易的意义或价值，在我看来，和《连山》、《归藏》一样，不过是死去之物。应当让沉寂的沉寂，不要打扰幽冥的安宁。甚至整个《周易》的研究，应当注意一个向前发展的方向性，而不是以为其神秘而进行所谓的揭谜工作。发展着的东西始终应是后胜于今，我们向后看的视野当有其限制――那就是已有的部分象数学和义理学。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地球村业已实现的形势下，只有如此才能继往，尤其是开来。研究所谓的卦从何来及如何演进等最终的结果可能如竭力打开一个封闭得十分牢固的空盒子一样让人失望。

参考文献：
1.何介均《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2.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3.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4.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
5.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6.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理》，台北，台湾文史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七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