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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增禄:中国风水学说在中国的坎坷命运及其现状
更新时间:2019-12-31

    人生三件事:怎样做人,怎样思考,怎样做事。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认识和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国际易学联合会首任会长、北京大学朱伯崑(1923-2007)教授生前曾经嘱咐笔者说:“老韩,你要好好研究建筑易学,为风水正名。”    

    在朱伯崑先生的嘱托与支持下,笔者从1983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来,在学术上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中国的建筑文化与风水学说,并意外地创建了一门“中国建筑易学”的新学科。

    当年,梁思成先生及其团队的一大功绩,是经过艰苦的亲自考察与测量、分析、研究,以丰富而卓越的学术成果,让世界建筑学界承认了:在世界建筑史上,还有数千年来延续至今,并独立存和发展着的中国建筑体系。今天,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自主创新,开拓进取,易学智慧与科学方法,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建筑还有着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内涵,并予以认真地研究、传承、传播和发展,进而探讨中西方建筑文化优势互补的道路与途径。要胜任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就需要我们各正其位、端正心态、花大功夫,去做学问。

    笔者对中国建筑文化与风水学说的研究,从1983年发表论文算起到今天的2019年已有37年,从20146月开始研究“中国园林的文化内涵”到今天也有5年多了。其中,都涉及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文化,不仅是各有长短,而且是各有其长中之短与短中之长。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深感所谓中西文化“结合”之说不可操作,唯一具有可行性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

    要研究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必须研究中国的风水学说。因为,建筑物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扎实实建立在地面上的人工自然物;建筑物不是主观概念,而是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客观实体。建筑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风水学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社会的诸多领域都有所影响,同时又受到其它社会因素的制约。

 

(一)中国风水学说的来龙去脉

    要认识中国的风水学说,就必须了解什么是风水。从考察风水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入手,是我们认知风水学说本来面貌的必由之路。

    1)风、水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地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风、水作为自然物,早在人类起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风、水作为文字符号,出现的较晚。 “风水”作为一个名词,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出现的就更晚了。“风水”作为一个与建筑相关的名词,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还要晚。但风、水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之间的关系,则是密不可分的。

    从逻辑上说,文字符号是“名”,人类生活为 “实”。“名”是写“实”的,自然是先有“实” 而後有“名”。如同先有人,後有“人”字一样。因此,我们研究任何学问,都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应从名词或原则出发,不能本末倒置。正如恩格斯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12月第1版,第32页)

    风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环境。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两大自然因素就是,就是空气和水(包括来自空中的降水即雨水、分布于地表的江河湖水、来自地下的井水)。空气流动为风(由太阳辐射热引起的空气流动叫做风,由呼吸引起的空气流动也叫做风)。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稷为主。中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种植粟、水稻等谷物,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有稻、禾、稷、粟、麦等农作物的名称。农作物是以土为本、以水为命的,离开水不能成长。农作物还是风媒花,没有风不打粮食。而且,需要的是和风细雨。所以,中国後来的历代帝王,每年都要祭天祭地、祭祀社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後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需求的增长,风水作为一个建筑文化的名词,逐渐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2)风水学说的产生源于经验与巫术。

    风水学说,是中国固有文化即国学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文明与教化。就当代世界上通用的意义来说,文明(civilization)是相对野蛮(uncivilized)而言的。文化(culture),是相对自然(nature)而言的。文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其中,又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分。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文化,又称非物质文化。

    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表明,人类的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在内,大都起源于巫术。

    发端于近代欧洲的实证科学,就是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并从思辨哲学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Sir JamesGeorge Frazer)认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上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 (The Golden Bough,1890.《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月第1版第997页)

    []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Sir  JamesGeorge Frazer)在《金枝集》(The Golden Bough1890)中认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顺序出现的”,“当巫术企图直接控制自然失败以后,人们就用崇拜与祈祷的方式,祈求神给与这种能力;在人们看到这样做也没有效力并且认识天律不变时,他们就踏入了科学之门。” (转引自[]W.C.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1月第1版第28480页)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24-19901126)先生说:“术数或法术本是来自迷信,但它们往往是古代科学的萌芽。方术和科学都试图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现象,使人得以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所用。方术对超自然力量不再迷信后,它便开始试图解释自然现象,而向科学转变。人类最初对自然力量的观念仅管十分原始简单,但它终究是科学的开始。”(《中国哲学简史》中译本,新世界出版社20041月第1版,第115-116页)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周易和风水也是如此。周易,是中华精神文化的总源头。风水,是周易文化借以影响中国建筑的中介理论。风水,又称堪舆、地理、地相、卜地、卜宅、相地、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阴阳等。其中,以风水之名最为切合实际而又通俗易懂,并且早已广泛地传播于世。上古时代的中华先民,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各种事务,都以龟卜、筮占作为决策、决疑的手段。先秦古籍中关于“卜居”、 “卜地”、“卜筑”、“卜宅”等记载,即是风水学说的前身。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许多领域,都相继摆脱了以卜筮做为决策、决疑手段的幼稚阶段,朝向理性的研究阶段进化和发展。在建筑文化领域,则是从“卜地”、“卜宅”进化到了通过实地考察,对建筑地址做出最佳选择的“相地”、“相宅”。 後来,在有些建筑专著例如在明代计成的《园冶》中,虽然沿用了“卜地”一词,但其内容已非原初之意了。

    3)风水一词之文化内涵的历史演变。

    据中国文献记载。风水一词较早出自《黄帝内经》,指的是浮肿病。所谓“腎肝並沉為石水,並浮為風水”。(《黄帝内经•素问篇》卷十三“大奇论篇第四十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裡,傳為浮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黄帝内经•素问篇》卷十六“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後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需求的增长,风水作为一个建筑文化的名词,逐渐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宋史•艺文志》记载的郭璞《葬经》中,出现了与建筑有关的“风水”一词。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以郭璞署名的《葬经》曰:“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    

    现在意义上的环境,指的是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的生存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中国的风水学,就是中国古老的环境学。中国古代之所以不叫环境学,是因为在汉字的辞源上,“环境”的含义另有所指,指的是“环绕全境”的意思(《辞源》修订本1-4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1版,第2077页)。国外学者早就知道:中国风水,说的就是环境(environment),中国的风水在国外称作“环境规划的理论”;中国的“风水师”在外国称作“环境规划师”。

    日本学者郭中端在《中国人街》中说:“风水是古代中国环境规划的理论,它对于自然的地质、地貌,景观特征,风、雨、云的形态,四季气候的变化,以及水的环境等,都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所以说风水也是一种科学。”“风水是古代中国环境规划的理论,它对于自然的地质、地貌,景观特征,风、雨、云的形态,四季气候的变化,以及水的环境等,都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所以说风水也是一种科学。”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风水是中国古代的准科学,中国古代的景观建筑学。”

    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阿伯隆说:“在乡村问题上,中国的风水名义处理上,已较欧洲任何国家前进甚多”,“在风水下所展开的中国风景,在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造最为精美的。”

    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认为:“风水实际上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中国风水学是中国古代建筑活动的指导原则和实用操作技术。 中国风水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灵魂。中国风水学与中国营造学和中国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理论研究》)

    笔者应邀为“人民日报”的约稿中认为:“风水理论,在景观方面,注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在环境方面,又格外重视人工自然环境与天然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风水理论的宗旨是:勘察自然,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选择和创造出适合于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为需求的最佳建筑环境,使之达到阴阳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的至善境界。”(韩增禄《关于风水的评价》载《人民日报》1996823日第九版)

 

(二)中国风水学说的坎坷经历

    令人遗憾的是,风水和中医做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即国学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相似的坎坷经历。中国古代学者,对那种由于视野狭窄、社会偏见、缺乏应有的分析能力而盲目自信、盲目轻信、盲目否定其所未知、未见的思想行为,视为学者的大患。[东汉]班固(建武八年-永元四年,公元32-92年)就指出:“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大患也。”(《二十五史•前汉书•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198612月第一版,第一六五页 )于此相反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叫做“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外来语。在中国的《辞源》中,没有这个词。 在思维方式上,虚无主义属于二值逻辑中极端主义思潮的范畴。“虚无主义  一种否定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资产阶级思想。”(《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12月第1版,第1288页)“虚无主义  德文Nihilismus的意译,源出拉丁文nilih(虚无)一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雅科比在《给费希特的信》中首先使用。……现在,虚无主义一词通常指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人类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态度或思想倾向。它有时也指没落阶级悲观厌世的颓废思想。”(《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9月第1版,第4245页)

    近现代以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虚无主义极端思潮,时起时伏,从未停息。究其根源,说来话长。长话短说:回顾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犯了两大思想错误或者说是揹上了阻碍国家发展的两大思想包袱。一个,是自称“天朝大国”、“中央大国”的夜郎大意识。另一个,就是“民族落後”、“文化落後”乃至“汉字落後”等民族自卑意识。这种妄自尊大的意识,在清朝雍正(公元17231735年)年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後的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丧失了二百多年的宝贵时间。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之後,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我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已经落後了。常言道,两极相通。自大与自卑这两个极端,也是如此。当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後,又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一下子跌入了民族自卑的泥坑,而且长期以来都难以自拔。

    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後,甲午海战中又被日本打败。随之而来的是国人对中国社会的三大历史反思。

    正视现实,承认落後,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要弄清楚我们究竟落後在什么地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从那时以来,一些颇有影响的国人就开始进入了长期而曲折的历史反思过程。反思的中心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被列强所打败?反思的主要内容,由浅入深地涉及到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等三大社会层面。

    最初的反思结论是:我们“技”不如人。因为人家是船坚炮利,我们是大刀长矛。随之而产生的,是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序》)的策略思想,清朝政府选派了一些精英,到西方学习海军。严复就是在这时候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的。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选派了伊藤博文等人到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日本人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严复等人最为关注的则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等技术装备。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则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所谓的“洋务运动”,对内除了在镇压农民运动方面显示了一些威力之外,并未达到“求富”之目的;对外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则是一败涂地,“自强”的美梦也随之而破灭。如此这般,最後使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进一步的反思结论是:我们“制”不如人。因为,西方是民主共和制度,我国是封建专制制度。随後发生的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然而,辛革命推翻了帝制,并不等于民主共和的实现。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从日寇入侵到内战开启,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通向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道路艰难而又曲折。

    深层次的反思结论是:我们“文”不如人。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落後论”和“中国汉字落後论”等极端思潮的甚嚣尘上。实际上,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决定一个国家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後的根本因素,应当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文字,都各有其长短。按照刚柔适中、不走极端、见贤思齐、见善則迁、求同存异、与时偕行的中华易学智慧,理应选择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和谐发展之路。然而,在上述思潮中,却出现了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绝对否定、绝对肯定的极端主义学风。由于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从宋、元、明、清以来在中国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以孔子及其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一些激进的青年和学者,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和追求进步的愿望,在“五四”运动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到汉字”、“废除汉字”等的极端口号。鲁迅先生则把中国文化看作是让中国人受苦的祸根,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一些知名的学者,也相继加入了对汉字进行口诛笔伐的声讨活动,主张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方块字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1918年,钱玄同先生首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难,他在“中国今後的文字问题”一文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除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并在 1925年,抱病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瞿秋白甚至说,汉字是“落後的语言”,“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第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690页)就连鲁迅先生也认为,“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文选》之类的毒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月第1版,第189页)至于国文教员给学生改正错字,“不过是治标之法”,“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以拖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学生“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月第1版,第5154-55页)鲁迅先生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答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月第1版,第131页)其结论就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先生又说:“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马上回答的。”当然,中国不能亡,中国人还是要活下去的。鲁迅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大家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那么,汉字又是怎么个牺牲法呢?鲁迅先生说:“现在只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後写文章。开手是,象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後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鲁迅:《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月第1版,第111-112页)问题是,日文至今也没有拉丁化,其中仍然保留了许多汉字。而且,这种非拉丁化的文字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

    解放以後,范文澜(18931115-1969729)先生还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中国的“楷书(包括其他辅助字体如行书草书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又成为文化的障碍,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将愈益显出它的障碍作用,但不容否认它曾是代替隶书的一种进步字体。没有充分的准备、成熟的条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适合汉语特点的字体,拼音文字也必须同要适合汉语的特点,才能取得通行的权利。当然,拼音文字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范文澜 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499月第1版第二六○页)

    现在看来,以往国人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反思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值得讨论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问题。21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纪,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民族觉醒。民族觉醒的灵魂,是文化自觉。

    何谓文化自觉?1998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国台湾的著名学者朱高正先生认为:“人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除了回顾的能力之外,还有‘反省’的能力。反省是经由回顾,针对外在客观事物所为的有意识的认知活动;更深一层则是对认知主体自身的反省,吾人称之为‘自觉’,此亦称为‘二度反省’(即针对‘反省’再予以‘反省’)。”([]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月第一版,第4页)并认为,这种反省“即一般所谓的文化主体意识”([]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月第一版,第5]“文化主体意识的沦丧与重建,牵涉到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消沉与恢复。”([]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月第一版,第1页)

    要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或者说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就需要重新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要做到深入的历史反思,就需要选定一种实事求是的或科学的思维方法。易学所倡导的致中含和、恰到好处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周易》乾坤两卦中,“用九”、“用六”的哲学内涵,讲的就是刚柔适中、不走极端,就是要掌握好“分寸”或“度”。通晓易理的人,不仅要有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和厚德载物的广阔胸怀,还要有处世有度的判断能力和节制有度的自制能力。

    按照中华智慧的易学思维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五四”运动以来诸多的文化名人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的上述言语和论断进行再反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好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是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2页)按照尊重权威而不盲从权威的科学精神,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古训,作为炎黄子孙,对当年一些文化名人的思想和论断进行再反思,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发展的需要。

    香港树仁学院中文系的金达凯先生,在谈到“中华文化在近代的曲折历程”时,说:“‘五四’运动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运动,以维护国权,保护民族利益为前提。而世界任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总以肯定和宣扬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精神上的支持力量,少有看不起自己,乃至诬蔑本身历史文化的爱国主义者。可是当时‘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无论是标榜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右派,或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左派,彼此的思想虽存在分歧,却都对中国历史文化采取否定态度。虽有民主与科学的诉求,而其重点则是‘打倒孔家店’。某些学者由‘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整理国故’,进而掀起‘疑古学风’,既怀疑古代历史人物之存在,又怀疑古代典籍之多属伪造。这些‘疑古论’,既谈不上对新文化的建设,也谈不到对固有文化之整理,只是造成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制造文化思想混乱而已。”(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义 主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1页)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吴宏一先生在谈到对“‘五四’运动的文学省思”时,说:“‘五四’运动是由于知识青年关心时局而引起的,……这些青年,究竟读过多少古书,了解多少传统文化,是令人怀疑的。同样道理,他们虽然强调‘德先生’、‘赛先生’对中国的重要,但他们对民主、科学等等,究竟有多少认识,也是令人怀疑的。……年轻人对旧有的体制,抱着改革的热忱,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怀抱理想,坚定信念,全力以赴,虽死而不辞,这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他们去破坏去‘革’,也许办得到;要他们去建设去维护,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义 主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009页)

    以上两位学者对“五四”运动中一些极端思想和言论的分析和评论,都是非常中肯的。

    为什么这些中国学者,会对西方文化甚至是日本文字崇拜的五体投地,而对中国文化会如此蔑视、仇视,以至于主张要消灭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方块汉字呢?这是笔者长期思考不得其解一个问题。後来根据有关的史料,思来想去,觉得可能与如下两件事情不无关系。

    其一,是持有上述见解的学者中,大都是从清朝末年出过国、留过洋的。而从清朝末年,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序》)的策略思想,清朝政府选派了许多精英,到欧美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1872年—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後派出了四批共12010岁到16岁的幼童美到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的皇帝是同治皇帝。而当时的这些幼童对中国文化能够有多少了解,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是持有上述见解的学者中,许多人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年龄,大都未到不惑之年,有的甚至未到而立之年(见下表)。当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未必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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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国学基础上,他们一出国就看到国内与国外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产生上述极端性的见解,也算事出有因吧。

    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主张对中国文化取而代之的,则是“全盘西化论”。胡适先生说过:“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的。” 这段话,说出了“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和要求。在上述思潮的冲击下,除了对孔子和儒学的否定之外,还波及到了包括中医和汉字在内的更加广泛的中国文化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从那时以来,上述虚无主义的极端思潮,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对汉字、儒学、中医、风水等方面的争议。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在实行简化汉字的时候,还有人主张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方块汉字。对此,周恩来总理曾于1958118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做的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地指出:“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然而,主张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方块汉字的思潮并未就此而停息。据“汉字文化世纪网”报道:20046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一书,“把反对汉字落後论、汉字拉丁化诸多观点,如汉字的易学性、国际性、艺术性、科学性等观点统统诬陷为‘伪科学’”,“《辨伪集》编纂者继续掩盖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历史真相及其错误实质;继续推行汉字落後论和汉字拉丁化的僵化错误理论”,公然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之外,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汉字为第一法定文字,拼音字为第二法定文字”的所谓“双轨制的文字系统”。(转引自“汉字文化世纪网”)

    1966年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年动乱中,又出现了“彻底砸烂孔家店”、“批孔批儒”的极端主义思潮,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四旧”予以扫除。

    由此看来,从中国学者贬低、辱骂、仇恨中国传统文化,到扫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非偶然,也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有其社会历史背景的。

    近现代以来,在中国时起时伏、从未停息的这种虚无主义、极端主义思潮的历史延续,及其恶性发展的顶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如此这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开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虚无极端思潮的冲击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遗弃。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做学问人来说,尤其值得注意!

    文字简化,是一个约定俗成、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中国汉字的简化,则是由一个汉字专家组制定的“简化方案”来决定的。

    中国汉字简化方案的利与弊,至今仍在争论中。例如,将前後的“後”与后妃的“后”混为一谈;将形、音、义各不相同的星斗和度量衡中量度粮食体积的“斗”(d ǒ u)与鬥争的“鬥”( d ò u )相等同;将征讨的“征”与象徵的“徵”混为一谈;将裏外的“裏”与公里的“里”相等同;将第一人称“我”的“余”字等同于“多餘”的“餘”,如此等等。请问,这样一来,我们的後代,还能够看懂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献吗?这样一来,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还能够传承下去吗?当年制定汉字简化方案的专家中,谁会想到这将是在中国历史上,把中国文化连根砍断的、去中国文化最彻底的一个方案?!

    如同打拳的基础在于踢腿,拳法的根基在于步法一般,文化的根基在于文字。文字上的混乱,岂能不影响文化上的传承?现在,因简化汉字引起的混乱与常识性的错误,在书报杂志、文章著作、影视作品,以及网络传媒中,已经到了贻笑大方、不可收拾的地步。眼见得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神州大地,祖先创造出的灿烂文化被“革”得荒草一片的情景,作为一名教师,心中的滋味已经无以言表。他们是没事当有事、有事当没事。打拳的根基是踢腿,文化的根基是文字,看看好好的汉字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文字被搞乱了、语言被搞乱了,成语被搞乱了,甚至科学名词也被搞乱了。清代学者龚自珍(1792822日—1841926日)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笔者再补充一句:“欲灭其文化必先灭其文字”,这件事除了中国人自己是谁也做不到的。

    历史已经表明,所谓的汉字简化方案,不仅是将原有的错别字合法化了,而且又人为地制造出了更多的错别字。其作用就是把中国文化连根砍断。如此这般,久而久之,不要说我们的後代看不懂自己的历史文献了,即便是当代的一些文化名人都不认识自己的文字了。君不见当代许多学者的文章、著作,各种传媒上的文字,已经是错字连篇得一塌糊涂了。其最终结果,令人不寒而栗,那就是外国人做不到、台独分子做不到的去中国化,我们的一些汉字专家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再看看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文字语言特别是所谓的网络语言,比我们曾经批判过的“殖民地语言”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人家说,能够灭中国的只有中国人。

    直到近年来(2017105日),还有一位女专家在电视台上,为汉字简化方案做辩护时说:现在已经没有人称“我”为“余”了,因为,“余”的谐音和“鱼”相同。这叫什么逻辑?难道说孙中山先生“总理遗嘱”中的“余致力国民革命”,“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余”字,也要改作多餘的“餘”字不成?以此类推,中国建筑中的“斗栱”也可以写作“鬥栱”吗?现在还真有这样写的。

    这样一来,我们的後代子孙,还能够看懂延续几千年来,沿用汉字书写的历史文献吗?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还能够传承下去吗?当年制定汉字简化方案的专家中,有谁想到过他们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将是在中国历史上,把中国文化连根砍断的、去中国文化最彻底的一个方案?!

    因此,要恢复中国文化,必先规范中国汉字。否则,就是一句空谈。

    实际上,以孔子创立的易学为核心与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象形取意的方块汉字,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并越来越为更多的国家及其文化名人所赞誉。

    二十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他的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转引自萧启宏:《汉字启示录》总论)[]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 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为中国人的徒弟”。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今天我们在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传统文化,已是今非昔比了。

    1988124日,《堪培拉时报》在一篇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智慧”的报道中说,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表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并预言“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由于中国文化的本质为阴阳哲学——《易经》。”

 

(三)中国风水学说的尴尬现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首往事,中国的风水和中医有着类似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处境:

    两者都是由中国古代先民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文化形态;两者在思想渊源上都和《易经》休戚相关;两者的经典著作中都有鱼龙混杂之处;两者都曾经被视为非科学的迷信或巫术。如此等等。但是,瑕不掩瑜。中医和风水,毕竟都是中国固有文化即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都存在支持西医反对中医与支持中医反对西医,甚至主张消灭中医与主张消灭西医,两个不同的派别、两种不同的声音。例如:19283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曾经宣布中医非法。後来,这个日子在世界上被称作“中医的黑暗日”。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还有一位叫做王斌的副部长说,中医是“封建医”,应当加以消灭。又说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并由此引起了一场批判王斌的运动。在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指示下,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195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到了200511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将“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物极而反,两级相通。至此,中医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漫长岁月之後,就中国政府的态度而言,总算是熬出了头。即便如此,时至今日,全盘否定中医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三十年前笔者曾说过:可叹的是,目前,中国风水学说的社会处境,远不如中医那样幸运。从现在起,中国的风水学说恐怕还需要一段相当曲折的艰难历程,才能有个水落石出。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并相信不会再出现一个“中国风水的黑暗日”了。这是因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没成想,近年来发生在我眼前的一件事情,又给我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与思考。2017420日下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一位好心的副编审张伯熙先生,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来我家访问时,看到我的书名的副标题中有“风水”二字时,对我说:现在新闻出版局对图书出版管理很严,带有“风水”字眼的书籍一律禁止出版?!您的《中国建筑易学(易学与科学视野中的风水与建筑)》一书,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能在港澳台或外国出版。

    当时,面对如此意外的警告,我无言以对。但在心中却立刻萌生了如下一些想法,首先联想到的是,当年听我的同事闻立树老师说过,在民国初年时的出版部门,由于害怕马克思的书籍在国内传播,又不知道谁是马克思,所以,就规定:凡是姓马的书,都不许出版!当然,敝人的拙作不可与马克思的著作相提并论。但就出版管理的相关规定来说,两者虽然前後相隔一百多年,却感到“何其相似乃尔”!紧接着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出自文化自觉、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的、暗自愤怒的想法是: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的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让我在中国大陆之外,甚至是在外国出版,我丢不起这个人!不让我在国内出版,我可以等!我们不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吗?我生前不能出版没关系,可以留给我的後人和学生来出版。我这本书,是对历史的汇报和负责,在法律上是文责自负的。现代的中国,是法治社会。中国的新闻出版局总不能一手遮天、永远遮天吧!你权力再大,也大不过当年的秦始皇吧!现在,秦始皇又在哪里呢?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有理的事哪有说不清的呢?冰冷的现实表明,不是有理说不清,而是根本不让你说。就在當年8月,我的一位学生吴弘禄邀请本人出席在泉州举办的“2017年首届海峡两岸民居环境与闽南建筑研讨会”并做大会主席。我为大会提供了如下两篇论文:一篇是“研究风水与建筑文化的方法论问题”,另一篇是“当代中国建筑界面临的两大历史性问题”。等到此次大会的论文集出版时,带有“风水”二字的第一篇论文,果然就被砍掉了。

    回顾往事,如前所述,在19世纪末,本人应约在人民日报1996年月23日第九版,发表了“关于风水的评价”一文。事後,从人民日报反馈回来的民间来信和直接收到的电话表明,人们对该文的评价,都是积极的。况且,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3月第一版)中的3.2.5 就有“住宅风水”的如下记载:“应用辩证的观点研究住宅风水,正确引导居住者理解住宅风水,创造出符合心理健康的居住环境。”(第14页)

    难道说,那时的人民日报和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及其《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不属于中国新闻出版局管吗?怎么没过几年,中国新闻出版局的出版政策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了呢?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当前,我国政府也曾多次强调不能大折腾了。如今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算不算大折腾呢?!我只好诉诸于公众,等待历史来回答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过:“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 (“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5月第1版,第500页)如果要对中国的风水学说在中国的尴尬现状,做出一个简短概括的话,可以说:研究风水问题的阻力与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学术界的问题,而是来自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国人不尊重乃至不认可自己的传统文化,宁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传统文化被外国人拿去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要全面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岂非一句空话?

 

(四)中国风水学说与文化自觉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纪。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民族觉醒。民族觉醒的灵魂,是文化自觉。中国风水学说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成问题。中国风水学说在中国社会地位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尊意识的竖立;

    何谓文化自觉?1998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国台湾的著名学者朱高正先生认为:“人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除了回顾的能力之外,还有‘反省’的能力。反省是经由回顾,针对外在客观事物所为的有意识的认知活动;更深一层则是对认知主体自身的反省,吾人称之为‘自觉’,此亦称为‘二度反省’(即针对‘反省’再予以‘反省’)。”([]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月第一版,第4页)并认为,这种反省“即一般所谓的文化主体意识”([]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月第一版,第5]“文化主体意识的沦丧与重建,牵涉到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消沉与恢复。”([]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月第一版,第1页)

    要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或者说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就需要重新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要做到深入的历史反思,就需要选定一种实事求是的或科学的思维方法。易学所倡导的致中含和、恰到好处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周易》乾坤两卦中,“用九”、“用六”的哲学内涵,讲的就是刚柔适中、不走极端,就是要掌握好“分寸”或“度”。通晓易理的人,不仅要有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和厚德载物的广阔胸怀,还要有处世有度的判断能力和节制有度的自制能力。

    要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或者说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就需要按照中华智慧的易学思维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五四”运动以来诸多的文化名人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的上述言语和论断进行再反思。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好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是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2页)按照尊重权威而不盲从权威的科学精神,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古训,作为炎黄子孙,对当年一些文化名人的思想和论断进行再反思,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发展的需要。

    香港树仁学院中文系的金达凯先生,在谈到“中华文化在近代的曲折历程”时,说:“‘五四’运动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运动,以维护国权,保护民族利益为前提。而世界任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总以肯定和宣扬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精神上的支持力量,少有看不起自己,乃至诬蔑本身历史文化的爱国主义者。可是当时‘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无论是标榜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右派,或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左派,彼此的思想虽存在分歧,却都对中国历史文化采取否定态度。虽有民主与科学的诉求,而其重点则是‘打倒孔家店’。某些学者由‘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整理国故’,进而掀起‘疑古学风’,既怀疑古代历史人物之存在,又怀疑古代典籍之多属伪造。这些‘疑古论’,既谈不上对新文化的建设,也谈不到对固有文化之整理,只是造成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制造文化思想混乱而已。”(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义 主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1页)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吴宏一先生在谈到对“‘五四’运动的文学省思”时,说:“‘五四’运动是由于知识青年关心时局而引起的,……这些青年,究竟读过多少古书,了解多少传统文化,是令人怀疑的。同样道理,他们虽然强调‘德先生’、‘赛先生’对中国的重要,但他们对民主、科学等等,究竟有多少认识,也是令人怀疑的。……年轻人对旧有的体制,抱着改革的热忱,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怀抱理想,坚定信念,全力以赴,虽死而不辞,这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他们去破坏去‘革’,也许办得到;要他们去建设去维护,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义 主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009页)以上两位学者对“五四”运动中一些极端思想和言论的分析和评论,都是非常中肯的。

    在上述那些极端思想和言论的背后,隐含着的是某种怪异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不仅与中国易学哲学反对走极端的中道思维相违背,而且与西方以求真为宗旨的科学方法相冲突。它已经成为我们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枷锁。瞻前顾后,中华民族只有丢掉夜郎自大的包袱,跳出民族自卑的泥坑,放弃偏见、开阔视野,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方可轻装前进。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纪。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民族觉醒。民族觉醒的灵魂,是文化自觉。何谓文化自觉?1998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实际上,以孔子创立的易学为核心与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象形取意的方块汉字,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并越来越为更多的国家及其文化名人所赞誉。

    二十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他的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转引自萧启宏:《汉字启示录》总论)[]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 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为中国人的徒弟”。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今天我们在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传统文化,已是今非昔比了。

    1988124日,《堪培拉时报》在一篇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智慧”的报道中说,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表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并预言“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由于中国文化的本质为阴阳哲学——《易经》。”

    纵观历史,在十九世纪之前,是先进的东方和落後的西方,後来变成了先进的西方和落後的东方。从先进的东方和落後的西方,到先进的西方和落後的东方的转变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软实力因素,就是产生于西欧的现代自然科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西方的软实力,是产生于近代西欧的自然科学东方的软实力,是产生于古代中国的易学智慧。近代自然科学是工业文明的灵魂,古代易学智慧是农业文明的结晶。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各有其长短:工业重人为,农业顺自然;工业讲效率,农业顺天时;工业有污染,农业无废物。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在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和随之而来的西方工业化价值观念之困惑,以及现代社会持续发展之需求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势所趋,以天人之和为核心的中国易学已经为世人关注,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已经威胁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时候,以中国古代崇尚天人之和、倡导“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太史,史伯的名言)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给人们带来了一线曙光。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优势互补,科学文化与易学文化的优势互补,是保障人类社会能够健康地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动力。

 

(五)中国风水学说的广阔前景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五四”运动中“打到孔家店”、“十年动乱”中“彻底砸烂孔家店”等极端思潮,正在离我国的主流社会渐行渐远;回归、传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号角,已经在神州大地开始吹响。

    从甲午海战之後孙中山等人提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去贫致富,到今天的中国反腐倡廉、和平崛起,急需找回流失已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西文化的优势互补。近年来,有关恢复国学、风水的正面报道如下:

    (1)据报道中央党校网 [作者:程大中]发布时间:2015-08-24 2015823日,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启动仪式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

    (2)中央党校首开《周易》课作者:张宴良 来源:枫叶教育网 发布时间:2016/10/13 5:50:07:新学期伊始,中央党校为广大学员开设了一门新课:传统文化专题讲座。课程包括《儒释道与中国文化》、《周易》等。……“以这样的规模和范围开设传统文化课程,这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授王杰激动地告诉记者。

    (32006年批准、20070830日成立了由中国建设部与文化部支持的“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 20150830日批准、20160109日立了全国首家建筑风水官方研究机构——“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人文环境风水研究院”。笔者被聘为该研究院的专家顾问。

    (4)据媒体报道:儒家网综合  作者:佚名 发布:林济民(2016/10/4 20:54:59

    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是经中央编办批准设立的财政补助事业单位,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要负责组织国学研究、普及以及对外交流等工作。建成後的国学中心将成为普通大众学习中国古代典籍,阅读国学相关书籍,进行国学体验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场所。

    (52017年高考考试大纲将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考核内容 作者:梁健敏  张琛平 来源:信息时报 20161010 09:38:21:昨日,《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据悉,此次高考考试大纲修改主要体现在“一增一减”上。“增”主要是指整体上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如语文中增加古代文化常识的内容。

    (62017年国务院重大国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新华社北京201712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常远看来,窃以为全面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首先从规范汉字、规范汉语做起,从教育领域、书报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各种公共传媒,以及各种公共场合的文字语言做起。然後,才有可能将西学东渐以来、被扰乱了各个文化领域,加以重整化、规范化,从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健康地传承与发展。“复兴”有“恢复”与“振兴”双重含义。要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找回中国传统文化,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         

    在恢复中国文化、规范中国汉字的方面,教师负有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教师在课堂教学和日常用语中,一定要使用规范的汉字、成语和科学名词!不要盲目地随大流、赶时髦!

    中国人民,从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开始,已经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经济上开始富起来了。自那时以来,在交通通信和军事防卫等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了令世人称赞的飞速发展。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方面,理应有与之相应的进展。展望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其中最重要的创造活动,将是中华智慧与西方科学的相互借鉴,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相互为用,易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优势互补。这一创造活动,将会在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为人们开拓新的思路而提供有益的启示。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优势互补,在战略上有可能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作为中华文化灵魂的易学思维,也将会与时俱进地在科学技术的广阔天地里大放异彩。在文化领域中倡导中华文化的易学思维,同在创造学中倡导开发右脑思维,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在抢占这个制高点时,中国人是有优势的,放弃这个优势,无异于抱着金碗讨饭吃。不过,这是需要多学科领域的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长期合作、共同完成的一项扎扎实实的系统工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并指出“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後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笔者殷切地希望,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以当前回归中国国学、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契机,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让中国优秀的传统化,在新时代的各个领域,与时偕行地得到传承与发展。

   如今的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时代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处在学科划分由越来越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体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匯合发展的大趋势日益强烈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同样需要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需要有不同领域学有专长、身怀绝技的专家,需要见多识广的通才。我们作为当代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师,即便不能成为时代的巨人,至少不要做学科分工的奴隶、书斋里的学者或伟大时代的庸人。

   中国人民,从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开始,已经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经济上开始富起来了。自那时以来,在科学技术和军事防卫方面,也有了令世人称赞的飞速发展。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方面,理应有与之相应的进展。展望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其中最重要的创造活动,将是中华智慧与西方科学的相互借鉴,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相互为用,易学智慧与科学文化的优势互补。这一创造活动,将会在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为人们开拓新的思路而提供有益的启示。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优势互补,在战略上有可能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作为中华文化灵魂的易学思维,也将会与时俱进地在科学技术的广阔天地里大放异彩。在抢占这一制高点上,我们中国人是有优势的,放弃这个优势,无异于抱着金碗讨饭吃。不过,这是需要多学科领域的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长期合作、共同完成的一项扎扎实实的系统工程。让我们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在各自的岗位上,同心同德,为完成这一宏伟的系统工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而努力奋斗吧!

(韩增禄20191109日稿,20821字)

注:此为北京建筑大学韩增禄教授所撰,收录于“北京三式乾坤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庆典暨‘易学与术数学’文化交流研讨会”《学术论文集》,转载请勿必注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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