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我国古代研究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指导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权衡利弊、把握得失、决策进退、趋利避害的一部中华文化元典。《易经》素以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而著称，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中华文明的基石。溯源察流，与《易经》渊源较深的主要历史人物有伏羲氏、周文王、孔子等。上古神话时代，伏羲氏始画八卦；神农时代出现《连山易》；黄帝时代出现《归藏易》；商周之际，文王拘里（今河南汤阴北，为商纣王时期的国家监狱）而演《周易》。春秋末期，孔子撰《十翼》，即解读《周易》的十篇哲理文章，后世称之为《易传》。汉代将《易传》纳入《周易》之中，列儒家经典之首，被尊称为《易经》。《易经》的传播不仅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形成深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年涉足《易》　　

史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其晚年对《易》（《周易》之简称）一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兴趣浓厚，手不释卷，潜心反复研读，致使编连竹简的牛皮绳子断了多次，成语“韦编三绝”即出典于此。《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了《帛书周易》，其《要》篇中也有类似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上述史籍文献和出土文物记载，均证明了孔子与《易》一书结缘较晚，同时表明了孔子对《易》推崇备至之程度和执着研读之精神。　　

究其孔子晚年涉足《易》之原因：主要是当时卜筮活动为典型的政府行为。据《尚书・洪范》记载，周初武王曾向商王族遗老箕子访求治国之道，箕子提出治国安民的“洪范九畴”，即大法九类，其中第七类就是“明用稽疑”，意思是敬用卜筮考疑制度。《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土、大卜，典司六典。”大卜，为掌管六种典礼制度的天官之一。《周礼・大卜》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由此可知，在西周前期，《易》书被统治集团上层所垄断，即由天子的卜官所掌控，负责预测君国大事、自然灾异、行军制敌、祭祀活动安排等，卜筮行为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象韩宣子那个级别的高官，居然在鲁国统治中心的“国家档案馆”或“国家图书馆”，才能见到《易》一书，而且当场大发感慨，说明连晋侯那里都没有，可见一般人是根本看不到此书的。周初大分封时，由于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鲁的缘故，鲁国得到西周王室较多的赏赐，成为拥有文献典籍最多的国家，从而使鲁国成为当时天下的礼乐文化中心。所以晋使韩宣子在鲁能见到《易》，自然在情理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为生活在鲁国统治中心的孔子后来涉足《易》奠定了地利基础。晋使韩宣子赴鲁考察其文献典籍时（公元前540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年仅12岁，其涉足《易》，大约在公元前496年，即55岁左右。时值春秋末期，列国纷争，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周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易》不再被统治集团上层卜官、史官等少数人所垄断，而开始流入民间，《易》一书遂成为士阶层即知识分子阅读研究的对象。《易传》就是孔子在这一时期研读《易》而取得的丰硕成果，从而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哲学思想文化遗产。　　

由上述可知，孔子晚年涉足《易》既有历史社会之局限，又有客观地利之机缘，而撰写《易传》，更重要的还赖其阅历丰富，涉猎广泛，博通古今，文化底蕴之深厚。近代学者胡适在评价孔子思想体系时曾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在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传承与实践　　

春秋末期，随着周王朝统治的名存实亡，卜筮行为虽说突破了统治集团“独家经营”之局面，但由于《易》之阴爻、阳爻、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等，是一套通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信息符号语言系统，具有涵盖性、包容性、全息性、伸缩性强的特点，因此对《易》的把握，必须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能力。所以，《易》的传播与传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局限及影响。又由于其辞简，其义微，言象数，阐义理，定吉凶，颇具神秘性，不仅文辞奥博，而且技术性较强。因此，为他人进入这一领域设置了较高的知识技术壁垒，令人望而却步。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以治《易》为汉中大夫。”上述记载表明，《易》的传播方式表现为师徒单线传承之特点。　　

关于孔子运用《易》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史籍记载甚少，但下述两则案例，足见其技艺娴熟之程度，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意思是说，商瞿年纪很大了还没有孩子，他的母亲要为他另娶妻室。孔子派商瞿前往齐国之际，他的母亲请求孔子暂不要派遣商瞿出使齐。孔子说：“不要担心，商瞿四十岁后会有五个儿子。”后来果然如此。孔子的精确判断（四十岁后，五个儿子）而应验，决非信口开河，或巧合，定有其易理和数理依据。　　

2.《论衡・卜筮》篇记载：　　

“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意思是，鲁将要伐越之际，子贡占卜得《鼎》之《蛊》卦，九四爻动，其爻辞为：“鼎折足，覆公， 其形渥，凶。”子贡认为行用足，今足折了，是凶兆也。而孔子认为是吉兆，越人水居，行用船，而不用足，所以是吉。鲁伐越果然取得了胜利。“唯变所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易》的基本要求与灵魂，也是《易》之魅力所在。孔子是根据鲁伐越从水路进攻，而不走陆路的实际情况进行断卦的，可见孔子的断卦技术的确高人一筹。　　

《易传》的里程碑意义　　

《易传》又称“十翼”，是孔子（作者仍存在讨论空间）研究《易》取得的学术成果，也是迄今对《易》最权威的解读。《易》原为卜筮之书，但其蕴涵的朴素辩证思想，经过孔子的科学诠释和哲学阐发，将其内涵提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使之由卜筮之书提升为哲理之书，其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理论学术价值都得到了空前的升华。　　

《易传》释《易》，开中国哲学史之先声。一是《易传》提出并使用了一系列的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诸如：阴阳、乾坤、太极、太和、鬼神、道与器、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等哲学术语；二是《易传》在解读卦爻辞、探索起源、揭示规律、阐述应用等方面充满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诸如：阴阳思想、中和思想、人本思想、忧患思想、天人合一（三才）思想、对称平衡思想等。《易传》诸篇，构思严谨，旨远辞文，识见精辟，思想深邃，为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活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起源之解读 关于先天易伏羲氏八卦的起源问题，《易传》从实践论和宇宙论的角度，运用归纳与推演的思维方法进行了科学的解读。　　

1、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八卦的发明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先哲长期感性实践与理性思维活动的产物。《易传・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八卦的创立来源于先哲对天地万物万象的观察与效法，实践出真知。由此可见，《易经》的学问，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观察是认识的源泉，任何发明创造都始于观察，并由此或产生联想、或出现灵感、或受到启发。伏羲氏仰观俯察、博采信息的观察实践活动，涉及天文、地理、动植物与人类自身，并由宇宙之天地、天体之日月、山水之南北、人类之男女、动物之背腹、叶片之上下、手掌之心背等客观存在着的差异之现象，归纳抽象出宇宙万物万象都是阴阳二元因素构成的，于是发明了以阴爻（--）和阳爻（―）两个基本符号为信息载体、代表天地人、象征世界结构的八卦：即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大自然现象。八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象征体系，它运载的是一套科学道理，并不固定代表某一事物，除基本象征物外，它还可以象征家庭、象征人体、象征动物等等。　　

　　　　　　　　　　　　　　　　　　　　　　　　　　　　　　　　　　　　　　　　　　　　　　　　　　　　　　　　　　　　　　　　　　　　　　　　　　　　　　　　八卦为三爻卦，又称经卦，代表天地人三才，其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八卦两两相叠形成的六十四重卦为六爻卦，又称别卦。六爻卦，一是代表了天道阴与阳、人道仁与义、地道刚与柔。天道尚左，地道尚右，人道尚中。《易传》释《易》的尚中思想体现在“二多誉”和“五多功”，原因是卦象中的二爻处于内卦的中位，五爻处在外卦的中位，二、五爻阴阳当位则吉。中国哲学形成的中庸智慧与中和理念即源于此。二是在时间上象征前后两个阶段，在空间上象征高下两个地位。“时”和“位”是《易经》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据此可知，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种基本元素组成的，阴阳为宇宙万物的基因；八卦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密码，而六十四卦则是宇宙万物的通用密码。孔子破解了宇宙万物人生的六十四种密码。例如：《乾・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讼・象辞》：“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做事谋始。”《大畜・象辞》：“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于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等等。　　

2、生生之谓易　　

阴阳是矛盾的，易是言变的，矛盾则是变易之根。太极孕育了阴阳矛盾，它是演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易传・系辞》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老子在其《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上述中的“太极”与“道”，犹如万物乃至生命的“种子”，生生不已。古代宇宙观认为天地未分开之前，宇宙是阴阳浑然一体的元气，称为混沌。元气混沌为一，即太极。太极就是事物大到了极点，物极则变，于是混沌初开，轻清者（阳）上升形成了天，重浊者（阴）下降形成了地。阴阳分开，天地形成，是为两仪、四象、八卦，生生之不穷欤。　　

规律之揭示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易经》的发展与演变历程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古，伏羲氏创制八卦，认为宇宙万物都处于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神农时代出现的《连山易》，以艮卦开始，认为万物出乎于山；黄帝时代出现《归藏易》，以坤卦开始，认为万物出乎于地；商周之际，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乾坤开始，认为万物本源于天地之化生，即阴阳二元因素的作用。这一认识的转折，是古人世界观趋于科学的重要标志，朴素唯物辩证法由此而诞生。《易传》释《易》曰：“至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以上论述都旨在强调天地是化育宇宙万物生命的源泉，阴阳化生规律造就了大自然的万紫千红和丰富多彩与人类社会的千姿百态和形形色色。　　

由此可见，《易经》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与“上帝创造万物”的认识论、世界观截然不同。《易经》不是迷信，而是破除迷信。　　

1、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是指宇宙万物内在的机理，即自然法则。《易传》对道的论术述包括了天地之道、变化之道、层次之道、圣人之道、君子之道、夫妇之道等等。“一阴一阳”为互补关系，宇宙万物都是互补而依存的关系。互补即对立，阴阳互补而依存代表着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科学领域，数学中有正数与负数；物理学中有正电荷与负电荷、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向心力与离心力；化学中有阴离子与阳离子；生物遗传学中有显性性状与隐性性状；医学中有阴性反应与阳性反应。社会科学领域，讲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虚与实，正确与错误等等。这些概念都是根据事物相对立而存在、相依赖而生成的阴阳互补原则而确定的。　　

阴阳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共存而互动。阴阳互补而依存，具有均衡、和谐、对称、协调的机制，阴阳二气通过相摩互荡而得以调和与平衡。《易传・系辞》云：“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大自然中气流的阴阳一摩擦，就电闪雷鸣；冷暖气流一相遇，便风雨交加。所谓“风调雨顺”，是自然法则、阴阳规律使然。　　

2、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阴阳是动态的，事物是发展的。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就是阴阳相互转化，阴阳转化代表着事物的物极必反规律。《易传・系辞》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刚柔相推，阴阳相制，由此形成了昼夜、四季、岁月及人类社会的吉凶。　　

革故鼎新，阴阳相易，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易传・革・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命”一词始出于此。“汤武革命”，是指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商纣王。“天”就是规律，“人”就是民心所向。社会变革与朝代更迭，是人类社会规律与人心向背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政党轮换现象，即执政党与在野党角色互换，实质就是刚柔相推，互为制衡，阴阳转化。执政党的政声满足不了人民的期望，就要被在野党推下台，这既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社会规律。　　

阴阳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用以认识自然和阐释自然现象。事物运动变化的本质是能量的作用，刚柔相推就是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据《国语・周语》记载，西周时期的学者伯阳甫对地震的解释就颇有见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与现代科学所认知的“地震是能量的释放”十分吻合。　　

宇宙万物各有其存在发展的极限或转折点，一旦达到其临界点则走向其反面，即阴阳互为界限而制衡。《易传・丰・彖辞》：“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阳消则阴长，阴消则阳长，阴阳消长代表着事物的量变与质变规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否极而泰来，既济而未济，由此形成事物的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　　

应用之阐述 《易经》是研究宇宙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部元典。弄清本源，说明规律之目的在于应用。孔子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显然，《易经》并不是空洞地说教和抽象的理论，而是开启智慧，成就事务，认识掌握自然的法则和事物的客观规律，用于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和意志，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事业，判断解决天下的一切疑难问题。　　

1、人生指导　　

《易传》对卦爻辞的释义，侧重于人文、人生、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之解读，目的在于提高人类的文化、智力水平和道德境界，拥有“乐天知命”的人生智慧。《易传》在为人生处世导航，为从政行为导向，为人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重视人文教化的先导性作用。《易传・贲・彖辞》：“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一词始见于此。人文教化有赖于教育先行。《易传・蒙・彖辞》：“蒙以养正，圣功也。”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人格教育，主张从蒙童教育抓起。“蒙以养正”，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通过启蒙教育培养其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礼记・学记》中也明确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足见教育为人生奠基的远见卓识由来已久。　　

――注重精神激励作用。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引自《易传》乾、坤之象辞。《易传》倡导的这种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仁人士志只争朝夕，积极进取。　　

――鼓励正直诚信进步有为。“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意思是天要帮助的人，是顺从正道的人；人要帮助的人，是讲诚信的人。自助则天助，自助则人助。　　

――交友处世之道三步曲。“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为人处事谨言而慎行。“言出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成语“谨言慎行”，即出于此。古今中外主政者，因言语不慎而受到指责、攻击乃至遭殃者皆有之。　　

――正确把握与时进退。“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知进退存亡得失之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　　

――严防“祸从口出”。“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讲保密的重要性及其利害关系，主政者泄密则失去大臣的信任；为臣的泄密则会掉脑袋；尚在孕育中的事物一旦泄密则会夭折。现代政治、军事、科技、商业等领域普遍使用的保密原则及等级，即由此而来。　　

――为相者要知人善任。“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当下许多乱象都出自这里。　　

――努力践行向善为善的因果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为有善果，恶行有恶报。“积”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余”则涉及后代。作恶多端、职务腐败者一旦“系用徽，置于丛棘”，失去人身自由后，始悟出人生之真谛，然而，晚矣！　　

――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著名成语“居安思危”，即由此提炼而来。忧患意识是一种极富远见的理性思维，十分有利于当今人类，它可以启示人们从现代繁荣之升平气象和灯红酒绿中，洞察到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潜在的隐患，从而见微知著，防微杜渐，见几而作，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于领导者修养、风范与境界，《易传》均有所指导。一是注重修养。“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即努力学习以积累知识，善于请教以辨别是非，以宽容态度处世，以仁爱之心行事。二是把握规律。“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既要洞明自然与人事的法则，又要体察百姓的事理，了解民情民意及诉求。只有“明于忧患与故”，才能更好的“以前民用”，做到“吉凶与民同患”。注重制度文明建设，“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加强制度规范与约束，避免劳民伤财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以利于社会和谐、有序、稳定的发展。三是尊重规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明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施政要符合时宜，与自然规律相协调；处理政务安排事务，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善于明察事物的真相，赏善罚恶既要及时严明，又要恰如其分，使人心悦诚服。四是主观努力。《易传》讲“人谋鬼谋”。长城、都江堰、天安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探月工程与转基因、克隆技术等都是人谋，而日食、地震、黄河、长江、泰山等都是鬼谋，鬼谋是大自然的神工鬼斧、规律的作用。发挥人谋的作用，关键在于“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更好地造福人类。　　

2、尚象制器　　

“制器者尚其象”，是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与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易传・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道”用于明理，“器”用于生产生活。将道理转化为制器用于生产和生活，从而使人民受益便谓之事业。上古先哲及能工巧匠就是根据尚象制器的易理，发明了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从而改善了生存状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易传》中列举的十二项科技发明与创新，分别取诸于十三个卦象。其中伏羲时代一项，即渔猎工具网罟；神农时代两项，农业木制农具耒耜和商业贸易集市；黄帝、尧、舜时代九项，涉及衣（衣裳）、食（臼杵）、住（宫室）、行（舟楫）、军事（弓箭）、治安（重门击柝）、运输（驯服牛马引重）、丧葬（棺椁）、文字（书契）。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制造，展现了人类从远古跚跚而来的历史事实：即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耕文明；从农业社会进步到商业行为的出现；从衣食住行的改善到移风易俗的改革，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由此人类才真正结束了“上古穴居野处”、“结绳而治”的时代，开始了“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　　

3、预测功能　　

“以卜筮者尚其占”，是古人预测未来的一种理性认知方法。“以断天下之疑”，是借助于卜筮来实现的。《礼记・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谋日’，旬之内曰‘近谋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可见实施卜筮的目的是卜以决疑、卜以固信。否则，无疑不卜。　　

《易经》历久弥新，其魅力与神奇是建立在象数理科学基础之上的。《易传・说卦传》曰：“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易传・系辞》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很显然，卦象的建立是依赖于数的。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希贤在其《法天象地》一书说：“凡是能建立数理模型的知识，它一定是科学的。占筮本身就是一种极为严密的数理模型。”易数包括天数、地数，奇数、偶数。天数、奇数为阳，地数、偶数为阴。所谓太级、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用数学关系可表示为：20＝1（太级），21=2（两仪），22＝4（四象），23＝8（八卦），26＝64（六十四卦），其中“2”代表阴阳。先天八卦不仅在空间结构上阴阳互补，对待平衡，而且凡对应的两卦其爻象笔画数之和均为一常数“九”。蕴涵了对称平衡思想，客观反映了宇宙的和谐与稳定。　　

按照《易经》的观点，有其象必有其数，有数定有其理。理是事物发展变化之内在的法则，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比如：常见的人体高烧之现象，其数是38℃以上，其理则是炎症在作怪。阴阳是动态的，而数是有“生命”的。客观世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到了一定的数，一定会变化，这是由其内在的机理所决定的。《易传》记录了原始的大衍筮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孔子在这里所说的“神之所为”就是规律的作用。卜筮预测的原理就是根据阴阳数理变化的法则，借助于蓍数的运筹，以（预测）推类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从而达到卜以决疑，趋吉避凶之目的。　　

用现代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相似规律在运行。事实上，宇宙万物皆数，或者说皆有其定数。大自然中的彩虹之曲率，雪冰之结晶，叶片之叶脉，蜂巢之结构，蝴蝶之彩翅，花朵之花瓣等等，都有其精确的几何造型规律：图案对称和谐，色彩浓淡相宜，结构井然有序。天地之大美，自然之造化，各有其数理之法则。非生命的彩虹、雪晶，是无机物有规律运动的结果：前者是阳光透过含水层的光谱折射；后者是水分子在零度时的有序组合。叶脉、蜂巢、蝶翅、花瓣则是基因对性状及其行为的调控。　　

《易经》的传播与影响 《易传》的问世及其《易经》的传播，在古今中外倍受推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汉唐时期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得出“不读《易》不可为将相”、“不知《易》不得入阁”的经验之谈，成为选相择将的舆论导向。处在统治阶层高端的谋士、智库人物，如汉代张良、唐代徐茂公、明代刘伯温等等，他们都在借鉴《易经》的智慧，齐家修身，安邦治国，辅佐君主开创了盛世。而活跃于自然科学领域尖端的科学家，借鉴《易经》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模型，进行理论创新和科技发明，以造福人类。从《九章算术》、《五经算术》到方圆术、勾股定理等几何学都根源于河图、洛书和《易经》的数理结构模式图。从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到历法编订、浑天仪、司南、地动仪的发明，以及《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都贯穿了《易经》的阴阳思想。　　

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自传中说：“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于《易经》阴阳辩证逻辑思维的启发”。 该定律为其主要贡献之一。现代计算机二进制原理的奠基人莱布尼茨，受《易经》阴阳理论的启发，领悟了阴为0，阳为1，论证了二进位制，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现代分子生物学家尼伦伯格，在研究DNA控制蛋白质合成其转录过程时，遇到了4种碱基如何决定20种氨基酸的问题，受《易经》方法论的启示，发现每三个碱基决定一个密码，共有64个遗传密码，即43＝64。上世纪四十年代留法学者刘子华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中，根据八卦对称平衡的原理，结合天文数据，科学预见太阳系必有第十颗行星的存在，否则，将破坏太阳系的平衡与完整，并断定此星为木星的卫星，称“木王星”。1981年美国海军天文台始观察到该星的存在。为此，法国巴黎大学重新出版了刘子华的博士论文一书，彰显了《易经》的魅力与智慧。近代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森伯的《测不准原理》，玻尔的《相生相克原理》；荣格的《共时原理》；杨振宁、李正道的《不对等定律》等，都自称得到了《易经》的启示，借鉴了《易经》的智慧。　　

春秋末期，孔子为了整理典籍、积累智慧，曾经周游列国；如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形象大使，正在走向世界（各地建有孔子学院达300多所）。被孔子赞誉为“洁静精微”的《易经》智慧，必将为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挥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与影响。